编者按：作家七等生10月24日病逝，享年81岁。被称为最难懂、最具争议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家，其生平纪录片《削瘦的灵魂》，将于今年11月金马首映——惜七等生于此前已离世。我们邀请诗人、作家鸿鸿撰文悼念，讲述这位自觉为终生反对者的作家。
当我年轻的时候，七等生和王文兴像两盏灯塔，助我抗拒周遭的茫茫黑夜。他们刚好都曾以怪异的文体不见容于当时的文坛，也都因小说人物的背德行径遭致围剿：王文兴《家变》的逆子，七等生《我爱黑眼珠》在洪水中舍妻子而救助妓女的丈夫。但是，当不清楚外围的黑暗有多大及如何形成、也不清楚那黑暗是社会型构的偶然或生命历程的必然时，这样鲜明的背反姿势，已经足为救命的依傍。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下的七等生与王文兴
后来才发现这两位作家恰好同年，都生于1939。王文兴生于福建，七等生生于台湾通霄。王文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留美返台后也在台大任教，与同学在1960年创办的《现代文学》，成为七等生自林海音主编的联合副刊崛起后，早期的发表园地。七等生则几乎终生为小学教员。他念的是台北师范学院，曾经因跳上餐桌抗议伙食而遭退学，这一事件后来成为自传体小说《削廋的灵魂》（后改名《跳出学园的围墙》）的核心。
《家变》开笔于1966，《我爱黑眼珠》则发表于1967，后者的论争甚至持续到十年后的乡土文学论战。这两部小说从文体到内容，堪称与当时的官方主导的文化潮流完全相悖。1967年，台湾政府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由蒋介石担任推行委员会会长，为对应对岸的文化大革命，力主台湾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所以也当然是政权的“正朔”），“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进入课本和路名（例如忠孝东西路原名中正东西路，1970年始改今名），大谈伦理道德的风气席卷文坛。七等生在1972年出版的《巨蟹集》中即大胆直陈：“在人数众多的城市，当可看出他们实在没有良好的办法，他们做到的只是外表光整，把石头油漆成一种颜色。他们每天都在谈品德的问题，在报章上颁布方向，他们称这样就会使品德好起来。当他们正色地谈及品德的事时，他们是在那里做表演。”
但也是那样的时代，小说家背向时代、有所不为的决心才更为鲜明。
“七等生”，从这不无自嘲成分笔名的即可见其“力争下游”的价值取向，他专写边缘人、无助者的小说自然首当其冲，被定位为个人主义及虚无主义者。1979年人手一本的反共政宣小册《南海血书》中，即收录了攻击七等生的〈商青〉一文，指其唾弃伦理道德，动摇国本。如非在那样的时代，《我爱黑眼珠》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误解、那么热烈的争议，也不会变成小说家最被谈论的印记，掩盖了他多样的文学成就。但也是那样的时代，小说家背向时代、有所不为的决心才更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