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极左”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直到如今，在官方及半官方组织中，也常出现带有历史遗留色彩的政策，比如山西平遥地方政府在一项房屋政策中重提“成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经済状况，对全国人口进行划分的一种分类，即阶级成分）；而中国妇联也追随“网格党支部”的风向，并不遗余力加强家庭建设。这类政策未必完全是中央的直接命令，但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政府、组织对当局意愿的揣摩。
习对中共的绝对领导地位的强调和部署，以及他借鉴毛式统治的做法，让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很早就发出了“中国将重回文革”的警告。这些警告不能说没有意义，在中国外部环境日趋严峻的气候下，人们感觉到，中共似乎越来越有回到“极左”的可能；而左派曾经的旗手，左翼杂志《中流》在9月“复刊”，更加重了这一担忧。
然而笔者认为，即便现实残酷，但现在就断定习近平会带领中国重回“极左”，或者建设一个某种改头换面的新的“极左”社会，言之过早。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极左”土壤，但要在这个土壤上培育出“极左”的“恶之花”，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极左”的价值诉求是对平等的绝对追求，而现今的中共和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组织和社会，位居不平等顶端的恰恰是中共特权阶层。可以说，中共特权阶层的利益，和“极左”严重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