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我们挚爱的人类学家和无政府主义伙伴 David Graeber 走了，终年59岁。这样的年纪，以思想家来说，死得有点太早；以行动者来说，死得有点晚。尽管我未有机会和 Graeber 碰面，但对我这样一名人类学学生和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行动者来说， Graeber 的理论与实践一直是重要且罕见的思想及行动资源。不论 Graeber 走得是早还是晚——都是可惜和难过。
作为人类学生：在占中时读《为什么上街头》
本著“We Are The 99%”（占领华尔街口号，Graeber也参与了这口号的创作之中）的精神，重新“占领一切”，其实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动，去夺回本来属于99%的社会，然后另立秩序。
我是一名受无政府主义感召的NGO组织者、人类学毕业生及运动者。在香港占中运动爆发的时候，我和同学无法不或多或少地、既模糊又宏观地想：到底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去理解运动？在占中三子多次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情况下，在香港NGO界及社运力量被压抑、消耗而渴望爆发的那个当下，怎样使得“占领”这种运动模式发挥它最大的潜力，而不只是一次动员力的展演？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味道浓厚的论述，可否为香港带来什么启示？而人类学，是否能提供什么答案？
顺著这些思路，我们很快找到了 David Graeber 的思想，那是2014年，从接触时间来说，不算走在“潮流”尖端，但自此他对我的影响很直接。因为 Graeber 刚好踩在运动和人类学两条线上，并跟我们一样，希望在知识的行动及行动的知识中，改变我们觉得具压迫性的文化、社会、国家及经济结构。只是， Graeber 对我来说更具备另一层意义——他是无政府主义革命路上的小伙伴。
人类学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互相契合，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首先，是因为人类学的学院氛围一直都有一种开放性：既然人类学在面对复活岛石像、亚马逊猎头族、萨比亚部落的口爆成人礼等“千奇百怪”的文化行为时，都可以深刻共情并冷静理解，那么被当今普遍的社会大众认为是不可思议、甚至是疯狂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在人类学所遇到的其他研究面前，可说是小巫见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