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五月风暴”，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在当时还是未来，都激发了持久的内在紧张关系，不同维度之间产生了相互交织的影响。五十年前的法国思想裂变，以吊诡方式影响到数十年后的中国走向。从上游的1968年法国，到下游的2018年中国，这场“精神继承人之战”，成为反思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处境的一个参照系。
六八之后，中法语境中的“激进”与“反激进”
“五月风暴”的影响例证，无疑当属法国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在他看来，“那是一场冲击波，在我的人格和政治主体上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68年底巴迪欧不仅彻底抛弃议会民主制、法共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走向了毛主义，也和自己的恩师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决裂，面对后者的著名论断——“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巴迪欧无法接受。
相反，另一位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对“五月风暴”的评价却颇为刻薄：“大学生和工人们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这位《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激烈抨击，有这种观感毫不令人意外。而耐人寻味的是，五十年之后，巴迪欧的激进左翼盟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这一事件也给出了与阿隆类似的评价：“这场本应是左翼的运动，最终却帮助资本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
而在中国，“五月风暴”在当年几乎立刻就产生了反响，尤其是其中的毛主义色彩令中国着实激动了一番。钱钢在《“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关于1968“五月风暴”的走读》写到：“1968年，‘法国’一词在人民日报标题上出现100次，其中5、6两月的77次全部与‘五月风暴’有关，年度和月度语温都达到‘沸’级。人民日报将法国‘五月风暴’和中国文革连在一起，强调它‘是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然而，这最多只能证明中国利用“五月风暴”来进行自己的政治宣传，并不能证明1968年后的中国政治受到过“五月风暴”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有人探讨“五月风暴”对中国的影响，相反，探讨中国对1968年欧美左翼运动之影响的著作和文章倒是汗牛充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