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胡温体制以来，期待经由经济全球化、民间启蒙和公民社会运动共同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渐进改良主义”，已经宣告破产，这就使得不甘于接受现状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不得不另谋出路。近期的#Metoo运动，在很多社会领域中激发反响，其中之一便是，坚守旧有路线的“自由派”和一些更激进团体，难以就新近涌现的社会议题达成共识，而在自由派阵营内部，那些希望开拓新进路的成员，也和上一代人产生了隔阂。
上一代自由派“失败”的原因很多，从我自己的观察角度而言，“组织性”问题是其中之一。一方面，自由主义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而“组织”则有压抑个性的趋向，所以自由主义者里面，不管是学者、记者、作家，还是维权律师、公益从业者和社会活动家，基本都是独立的，或只属于一些连带性较弱的机构。另一方面也有大环境的原因：中国政府对任何体制外的“组织性”都十分警惕，那些稍微具有“组织性”特征的非政府机构，基本都被当局以各种借口消灭掉了；而为了尽量在政府允许的框架内活动，上一代的自由派也有意不去太多考虑“组织性”的问题。
“组织性”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个政权可以再维持几十年。一旦它崩盘，在不存在良性组织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政体。中间会经历什么，建立起来的又会是什么，我们都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我不相信如刘仲敬所言，组织力量来自于带有“封建”性质的小共同体，那样的等级制和父权制的社会也绝对不是自由派该去追求的。
此外，自由派阵营的部分中青年学者也开始反思，自由派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是否过于消极，忽略了它对提升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促进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平等（尽管又制造了新的不平等）所做出的贡献。这种意见不无道理，如果对1949-1978这一段时期全盘否定，那不仅大部分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这种叙事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恰好此前我重新看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面高度赞扬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能力，于是我再次拎起了“怎么办”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自由派“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必须眼光向外，观察当下中国左翼青年运动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