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公布后，有许多识者开始钻研国安法条文，试图找出“红线”的边界所在。有些人是为了趋吉避凶，替未来的言论、集会等找出合法空间。也有些人是为了替国安法辩护，主张规范相当明确，若明辨其内容，就可知其与世界各国的国安法规，其实相去不远，反而有助于安定香港社会秩序，重振香港经济。
然而，对于国安法所谓“红线”的分析，除了对法律条文的解读外，还需加上对政治警察部门的评估。在警察学上，警察并非仅仅是机械式执行法律的工具，而是在法律的解释、运用与扩张上，有着重要而积极的角色。但因警察的职位不及法官，执法实务又不若法庭公开，其影响经常被低估。
历史上，二战前日本之所以走向军国主义，关键之一就是政治警察的扩权，扼杀了当时日本萌芽中的民主法治与公民社会，甚至至今仍令许多日本人闻之色变。比起一旦废除就不再适用的法条，设置政治警察部门的影响，很可能更加深远。
大正民主的光辉
之所以设定十年为期，主要是当时的藩阀政府不愿意就此放弃权力，因此认为只要先采取缓兵之计，若能在这十年间将自由民权运动压制下来，最后未必需要实现选举。
对于明治维新，许多人的印象都是雄才大略的菁英政治家与学者，锐意西化，富国强兵。但经常被忽略的是，由于在幕末打倒德川幕府，建立维新政府的成功是由萨摩（今鹿儿岛县与宫崎县一部）、长州（今山口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与长崎县）四个藩（注：统治特定地区的诸侯）所主导。因此在废藩置县之后，这几个藩虽然不再拥有领土与领民，但作为政治派阀，仍实质把持了中央政权，当时并无民选议会，总理大臣与内阁成员多由上述各藩当中产生，称之为“藩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