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场反修例运动，搅动香港里外，短短一年间，香港政治和社会形态都有了明显变化，我们在经历的改变是什么？运动将走向何方？“反修例运动一年”专题以深度报导和各家评论，从多维度关切香港。社会学教授吕大乐的这篇评论，尝试分析为什么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为社会冲突带来出路，民主派内部长期出现了什么问题，现存政党和全新抗争文化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此文首发于《思想》今年6月19日出版的40期“香港：破局与困局”，获《思想》和吕大乐教授授权于端传媒转载。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后称“反修例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从2019年年中爆发以来，到了现在下笔的2020年初，基本上没有任何迹象会停顿下来，更遑论甚么一个终局。观乎目前香港的社会政治形势，抗争、冲突将会持续发展下去，而且还会继续一段颇长的时间。我相信，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社会运动与社会冲突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可从群众动员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由民众的怨愤到集体行动的组织，了解民间抗争何以如此顽强。若作一个粗略的分类，这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角度，焦点在于民众的不满和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则从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出发，分析为何这个社会运动持续至今，除了来自社会的力量支持著此起彼落的集体行动之外，我们也需要理解为何矛盾与冲突并未有在制度的框架之内发生与进行，而是诉之于公开的社会政治抗争。这也就是说，社会运动与社会冲突的发生及其表现形式，并非由社会上所存在的矛盾来决定，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失效。这是以政治制度（或说是国家机器）为中心的看法（参考Skocpol的分析，见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社会运动长期在街头进行抗争，并不完全是社会政治动员能量的表现，而是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未能为冲突提供其他出路。
本文尝试从后者──政治制度的缺失与失效──这个角度来讨论目前“反修例运动”的发展状况。而现时这个抗争持续，看不见一个（无论是从建制或者抗争者的角度考虑）就算只是暂时性的新的政治平衡局面，令冲突可以有所转化，这本身反映出一些香港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似乎也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变化，这反过来会限制社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对民主政治的长远发展或者会有负面的影响。
一国两制的内在张力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法治作为政治的替代品，以为只要有效维持法治制度，有限度的民主化亦可接受。政治矛盾以及民主化步伐成为香港政治的主轴，很大程度上是九七回归之后的事情......
一国两制可以视为一个“历史妥协”的结果（吕大乐，〈终于需要面对未来：香港回归及其设计上的错误〉，《思想》，第19期）），于1980年代在中英两国，香港社会内部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以维持现状为主题，解决了当时香港政治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问题。现在事过境迁，很多人已忘记了香港前途谈判过程中所遇过的挑战（例如外交谈判出现严重分歧，中英双方可能各走各路，以至信心崩溃（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p. 190. ）），未必可以理解为何当时各方可以接受一个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期望的方案。
但这就是“历史妥协”的现实，对当中任何一方而言，方案都存在这方面或那一方面的欠缺。从正面的角度考虑，这不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游戏，每一方都有得亦有失。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当时的所谓妥协、共识，会随著环境发生转变，昔日构思的假设起了变化之后，令早已潜伏的张力再次表面化，产生一种不稳定性。而由于长期忽视这些张力的存在，又没有想过需要在新的环境里回应新的诉求，于是矛盾重新结集，裂缝再次呈现出来，不稳定的元素又再活跃起来。
具体地表现在香港社会的环境，当初一国两制的方案回应香港人对社会主义的恐惧，重点是放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共存，给私人财产提供保障。与此同时，要维持现有生活方式不变（也就是说，在没有正面挑战内地的威权政治的情况下，避免国家及政党支配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便被视为九七后的社会制度支柱。而微妙的地方正在于将来如何保证它得到妥当保护，有赖其他社会制度的配合。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的答案是民主化，部分人甚至觉得需要脱离中国，可是在1980年代，香港的主流意见却并非倾向于政治改革和权力的重组。工商界既无意逆北京的意思，同时亦担心选举政治会助长“免费午餐”（即大派社会福利），改变香港的自由放任、低税率的经济管理传统；中产阶级也不完全信任民主政治，他们的主流回应策略是通过申请移民而取得“政治保险”，为自己留有后路；至于其他市民，他们各有想法，不过选择不多，当然不排除对民主化抱有期望和要求的，然而那始终不是主流论述。事实上在整个政治过渡期里，主流的想法是通过法治来保障自由（包括个人层面的自由，和制度上保障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公民社会的构成、新闻媒介继续发挥监督的功能等），它们两者联合起来，保护香港人可以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