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场反修例运动，搅动香港里外，牵动大国神经。与14年雨伞运动不同，反修例运动没有明显的地区和时间边界，或许说，这场运动至今仍在不同层面延续。然而，香港再回不去2019年5月的样子。短短一年间，人们在心态情绪，在消费习惯上都有了明显变化，而中港关系、警民关系、管治问题更面临难以拆解的危机。我们在经历的改变到底是什么？香港正奔向何方？“反修例运动一年”专题将为你一一道来。
逃离元朗西铁站半年之后，彭达明还是会梦见，自己在搭乘一辆总是开不到终点的列车。
去年7月21日，18岁的他亲历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的事件，后脑被白衣人打了一棍，赶去报警时，元朗警署的大门就在他眼前落闸。自此，他不时心悸，手抖，在学校莫名就哭了起来。最初他没有察觉，直到同学发现，“你的手这么震”。透过学校社工转介，他去看精神科专科医生黄宗显，确诊患上了创伤后遗症（PTSD）。
“我家住天水围，往返九龙上学，每日都要搭西铁，其实好压抑。”确诊之后，彭达明说，自己考有急救证，还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去冲突现场做急救员，尽管每次出门前，他都非常紧张，手抖得更厉害。
过去大半年，黄宗显接待了一个又一个类似彭达明的市民。他记得，在7月，第一个明确表示自己受运动影响情绪的病人找到了他，此后求助人数攀升，不同政见的都有，支持运动的“黄丝”更多，占问诊人数的八成左右。他们对黄宗显说，自己感到焦虑、抑郁、失眠，其中确诊PTSD的大约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