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抗议运动持续至今，深圳河两岸舆论各怀心事，纷纷把香港和美国的情况比较。美国权威媒体对这类比较着墨不多。保守派知识分子麋集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发表文章，奉劝示威者吸取香港抗争的经验教训，不要因过度使用暴力而授人以柄：“暴乱不是对抗压迫的工具，暴乱本身就是压迫”。
《国家评论》的论调迅速被总统特朗普“打脸”。6月1日晚，就在他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和平示威的同时，聚集在白宫前的和平示威者遭到警察催泪弹暴击。去年被特朗普解雇的前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6月3日发文，将特朗普形容为威胁美国宪法的人。
特朗普治下，大多数示威者并不奢望这次运动会带来迅速而彻底的改变，却依然渴望纾解胸中的悲痛和愤懑。正如华盛顿一位连续三天参加和平示威的年轻人所言：“如果我不在场，心理能量就一直消耗；一旦在场，能量就重新被点燃。我必须做点什么，才能确认我自己的行动主义（activism）”。疫情、失业、经济衰退的多重压力下，全美国反对警方过度施暴的人们，都亟需这场集体疗愈，给悲剧一个合乎人情的交代，为死者，也为自己。
面对这场运动，我的不甘多于愤怒。被武汉警方训诫的李文亮医生含冤而死快四个月了，追责早已草草结束，在中国只留下一面微博哭墙供大家凭吊。大洋彼岸含冤而死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却能让成千上万主张和平的普通人走上街头，为他流泪、为他怒吼、为他鸣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