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傷復發、舉國共情、集體療癒：強健的美式抗爭和殘酷的美國史

美國抗議運動持續至今，深圳河兩岸輿論各懷心事，紛紛把香港和美國的情況比較。美國權威媒體對這類比較着墨不多。保守派知識分子麋集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發表文章，奉勸示威者吸取香港抗爭的經驗教訓，不要因過度使用暴力而授人以柄：「暴亂不是對抗壓迫的工具，暴亂本身就是壓迫」。

《國家評論》的論調迅速被總統特朗普（川普）「打臉」。6月1日晚，就在他發表電視講話呼籲和平示威的同時，聚集在白宮前的和平示威者遭到警察催淚彈暴擊。去年被特朗普解僱的前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6月3日發文，將特朗普形容為威脅美國憲法的人。

特朗普治下，大多數示威者並不奢望這次運動會帶來迅速而徹底的改變，卻依然渴望紓解胸中的悲痛和憤懣。正如華盛頓一位連續三天參加和平示威的年輕人所言：「如果我不在場，心理能量就一直消耗；一旦在場，能量就重新被點燃。我必須做點什麼，才能確認我自己的行動主義（activism）」。疫情、失業、經濟衰退的多重壓力下，全美國反對警方過度施暴的人們，都亟需這場集體療愈，給悲劇一個合乎人情的交代，為死者，也為自己。

面對這場運動，我的不甘多於憤怒。被武漢警方訓誡的李文亮醫生含冤而死快四個月了，追責早已草草結束，在中國只留下一面微博哭牆供大家憑弔。大洋彼岸含冤而死的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卻能讓成千上萬主張和平的普通人走上街頭，為他流淚、為他怒吼、為他鳴冤。

大陸媒體聚焦美國各地的宵禁、警察和國民警衞隊，卻刻意矮化了示威者上街時的理所當然。美國人知道，即使公權力暫時掌握在惡人手上，只要這社會允許人們彼此相愛，改變的希望就不會熄滅。

當代中國對「遺忘」二字情有獨鍾。相比之下，我認為美式抗爭的制度肌理依然壯實有力，它鼓勵人們用民間的強健，拖慢遺忘的腳步、對抗殘酷的歷史。

四百年的日與夜

5月29日，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在警員膝下窒息而死後的第四天。明尼阿納波利斯市城南，多家店鋪被洗劫、一輛汽車和一座加油站相繼被焚。面對記者埃德里安·佛羅里多（Adrian Florido）的話筒，十九歲黑人女孩傑拉·瓊斯（Jailah Jones）坐在路障上淡淡地說：「既然黑人建起了這個國家，我們也可以把這婊子燒掉（Black people built this country, and we can burn this bitch down）。」她馬上補了一句：「為了自己，我們會重建它。」

席捲美國各大城市的和平示威、暴力抗爭和趁火打劫，日夜充斥着這幾天美國輿論場。我卻一直忘不了傑拉那句話，同時記起1965年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温（James Baldwin）一字一頓的表述：「摘棉花的是我，把棉花背到市場上的是我，被人鞭打着修築鐵路的還是我。我做了這一切，沒有補償。」

兩人語氣一輕一重，卻傳遞出同一條理解當代美國的關鍵信息：相比於中國歷史，美國史雖然不長，卻一以貫之，沒有顯著的中斷和割裂。當我們談論明清、談論民國時，很少有人會相信自己的苦痛與口中的「前朝」直接相關；而當鮑德温和傑拉·瓊斯談論奴隸制的歷史時，他們卻能看到自己現實生活中苦難的來源。

今年的普立茲評論獎，頒給了試圖用黑人經歷重塑美國史敘事的《1619計劃（1619 Project）》。這套《紐約時報》策劃的公共歷史項目，不提印第安原住民，反對白人主導的殖民者敘事，轉而把首批非洲黑奴登陸北美大陸的1619年定為美國史的起點。項目負責人妮可·漢娜-瓊斯（Nikole Hannah-Jones）的祖母曾在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部農場上務農，後來帶子女遷居愛荷華州，落戶在黑白居民涇渭分明的小鎮滑鐵盧。從妮可撰寫的半自述文章開始，系列報導一筆下去，就是四百年：

「針對黑人的種族主義，以及林肯生花妙筆下關於『黑人阻礙美國國家團結』的表述，這兩樣觀念從來都是這個國家DNA的一部分」。

儘管有資深歷史學家反駁了妮可，舉出「以膚色為濾鏡的種族觀只是近二百年才有的建構」、「區分黑白是南部權貴加強社會控制的手段」、「林肯對待非裔美國人的態度在南北戰爭中一直不斷演進」等等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無可辯駁的是，妮可所描述的歷史記憶本身，確實如基因序列一般，以各種彼此呼應的面相，深深刻入美國公眾腦海。白人至上主義者、黑人示威者、暴徒、惡警、甚至自由派人士，都以某種方式分享了類似記憶。

在當下的示威活動中，妮可的創鉅痛深和傑拉的革命話語，組成了同一枚歷史硬幣的兩面。它們就像是這次示威初期的日夜：白天大體和平，夜幕降臨後，打砸搶燒開始，火光就照亮夜空。

從警官沙文（Derek Chauvin）出現到弗洛伊德枉死，美國公眾看到的歷史問題，很可能不止於暴力執法。店員向警方舉報弗洛伊德使用假幣時，後者似乎已經喝醉，警員把他拉出車外時一臉嫌棄；隨後，弗洛伊德被警方推搡到警車邊，一邊掙扎抗拒，一邊嘟囔着自己有幽閉恐懼症。執法者與醉酒者之間的衝突，可以追溯到把「酒精」和「敗德」牢牢綁定的美國清教傳統；弗洛伊德的幽閉恐懼，很可能與他曾經入獄的經歷有關，直指美國近年來少數族裔比例居高不下的「大規模監禁」（mass incarceration）問題。

此外，他那句「我無法呼吸」，2014年被紐約警察勒死的埃里克·加納（Eric Garner）也曾說過；失去知覺前的兩聲「媽媽」，則喚回他在北卡羅萊納和德克薩斯兩個南部州的記憶。

但在聚焦這次民權騷動時，更多觀察者會用1960年代後期的種族暴亂與之比較：那時候，逆城市化還是新鮮事物，黑人聚居的貧民區還被看作新病症，警察還沒有今天這麼裝備齊全，非裔美國人集體的身份覺醒和自豪感才剛剛形成。

而今，城市貧民區已成頑疾，警察針對黑人的暴行持續發生；六十年代的領袖人物，多半已經作古。進退失據的特朗普扛過了彈劾，卻沒擋住疫情。病毒在處於社會底層的那部分黑人和拉丁裔社群中肆虐，隨之而來的失業潮又給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就連弗洛伊德本人，也因為疫情丟了工作，並在死後被查出是2019冠狀病毒的無症狀攜帶者。

這批自發抗爭的底層民眾一旦加入示威行列，長期淤積在美國都市心臟的困局，就疊加到疫情肆虐的今時今日。

重返1967年？

五十三年前，美國底特律，趁火打劫的人群四散奔逃，超市保安儒略·多爾西倒在血泊之中。他剛剛被聞訊趕來的警察和民兵開槍打死，警察收到的訊息是：「發現劫掠者（looters），他們有槍」。

五十五歲的黑人儒略確實朝天放過一槍：就在幾分鐘前，幾個暴徒試圖闖入他守護的超市搶劫。在暴徒威脅下，他一邊央求過路的鄰居去找警察，一邊鳴槍示警。

警察到場時，暴徒已作鳥獸散，儒略手裏攥着槍，望向警察的目光裏可能還有釋然。

這起慘劇發生在1967年美國「漫長的苦夏」。當年六至七月，美國共發生156起種族暴亂，僅在重災區底特律，就造成43人死亡，1189人受傷，7200人被刑拘，2000棟建築被毀損。

儒略的死被記錄在1968年美國國會著名的「科納報告」（Kerner Report）中，成為報告起草者們譴責警方施暴、敦促執法部門改革的直接證據。報告觀察到，「對於某些黑人來說，警方已經成為白人權力、白人種族主義和白人壓迫的象徵……黑人社群內部廣泛相信警方暴行的存在，他們認為所謂的『正義和庇護』背後都是雙重標準，白人一套，黑人一套。」

起草者們開出的藥方涉及城建、就業、教育、公共福利等方面，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幾條：加強警方對貧民區居民的保護，重建貧民對警察的信任；建立公平有效的問責機制，及時紓解民眾對警方的怨氣；僱傭更多的黑人警員，並保證他們能夠得到公平的升遷；建立「社區服務警員」（CSO）計劃，由聯邦政府出資，吸引十七歲到二十一歲的貧民區青年加入執法者行列，協助警方在貧民區的工作。

如今黑人警員已融入警隊，不少人甚至出任一城一池的警察局長。在巴爾的摩、亞特蘭大這些黑人居民比例較高的城市，黑白警員搭配執法也已成為常態。但科納報告所構想的良性警民關係，在實際操作中依然很難實現。弗洛伊德死時，身邊四個警員中三個是白人、一個是赫蒙裔（中國稱苗族）美國人。我不知道這樣的搭配是否刻意為之，可悲的是，死者生前沒有得到其中任何一人的同情。

當年科納報告的另一端，是渴望「大庇天下寒士」、卻已在越戰烽火中焦頭爛額的民主黨總統莊遜（Lyndon Baines Johnson，詹森）。讀罷報告，這位總統感到，如果他在騷亂頻仍的苦夏之後，依然深究執法部門內部的白人種族主義，並藉此發動大規模的改革，民主黨內早已出現的裂痕可能會加深，甚至整個美國社會也可能因此進一步撕裂。

其實早在科納報告發布之前，白人已經對民權運動逐年失去耐心。1964年，大部分北方白人還能支持莊遜的平權主張，僅僅兩年之後，同一批民眾卻開始認為莊遜的平權政策進展過速。同時，羅斯福新政以來民主黨所依賴的「新政聯盟」（New Deal Alliance）也在民權運動如日中天時出現裂痕：在新政和二戰中曾經受益的白人藍領勞工普遍持保守政見、對民權運動無感；早年堅定支持民主黨的南方白人選民，更是在六十年代大失所望。廣泛傳說，1964年《民權法案》簽署後，出身南方卻支持平權的莊遜曾經慨歎：「我們（民主黨）就這麼失去了南方的一代人」。

電影《阿甘正傳》裏，被設定就讀於阿拉巴馬大學的阿甘曾在1963年見證一個歷史時刻：時任該州州長的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擋在校禮堂門口，抗議總統甘迺迪動用國民警衞隊施行反種族隔離政策。鏡頭追着阿甘，拍他一路小跑給黑人學生薇薇安·馬隆（Vivian Malone）撿起筆記本，當時的背景音，就是華萊士慷慨陳詞、維護州權的聲音。

1968年，華萊士以恢復種族隔離為關鍵政綱、作為第三黨候選人競逐總統之位，竟然贏得南方五個州的支持；而短短八年前，民主黨候選人甘迺迪還曾贏下其中三州的選票。民主黨及其平權成果在南部遭到的抵制，由此可見一斑。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莊遜決定不理會科納報告的建議。1968年四月，馬丁·路德·金被白人至上主義者詹姆斯·雷射殺，超過110個美國城市爆發種族騷亂，非裔美國人的怒火蔓延全國，其中又以美京華盛頓的火光最為明亮。此時，抗議警方施暴的聲音仍在，但連續四年目睹城市亂象愈演愈烈的大多數白人選民，已開始紛紛要求政府加強警方的武裝。

有學者認為，科納報告雖然沒有付諸實施，但起草者們對白人種族主義的譴責，已經招致了白人選民的普遍反感。當年的民意調查顯示，53%的白人不同意報告中對種族主義造成暴亂的歸因，而58%的黑人則認可報告的結論。1969年初，四年前支持莊遜勝選的眾多北方州轉投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尼克遜），幫助後者在趨於保守的民意中得償夙願、入主白宮。此後南部各州共和黨勢力日盛，民主黨苦心經營三十年的選民基礎，也終於分崩離析。

今天特朗普所鼓吹的「法律與秩序」，就轉引自1968年尼克森的競選口號。不少自由派媒體擔心，如果暴亂進一步蔓延，本來就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選民，會更加堅定地投他一票，總統在疫情爆發初期所招致的非議，也會被渴望安寧、堅持私有財產權至上的那部分公民淡忘。《紐約時報》甚至引述政治學家的研究，證明1960年代後期的暴亂與保守派勝選呈顯著相關性，警告示威者不要讓歷史重演。

特朗普斥責民主黨佔上風的地區管控不力，揚言打算動用軍隊鎮壓暴力示威者，這本身也是一場操控選民情緒的豪賭。2016年，一名非裔退伍軍人為了報復警方針對黑人的暴力執法，在達拉斯射殺了五位警員。很多分析人士認為，那場比警方暴力更具戲劇性的慘劇，直接助推了特朗普當年的勝選。

國家廣播電台的政治評論員馬拉·萊亞森（Mara Liasson）則反覆強調特朗普此時此刻的心法：「他要顯示自己掌控着全局，卻不願承擔任何相應責任」，她相信，這樣的應對方式不可能長久。《大西洋月刊》也發文質疑，指出即使特朗普想學1968年的尼克森，也不具備尼克森當年的從政經驗和公信力；而前者本就比較固定的選民基礎，更與後者當年「爭取最大公約數」的前景不可同日而語。

6月1日，警察向白宮前的和平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只為給特朗普開出一條路來，以便他站在白宮對面的聖約翰教堂（屬美國聖公會）掏出一本聖經給大家看。1968年的尼克森縱然權力慾爆棚，也從未蔑視美國人和平示威的權利。曾在布什和奧巴馬時期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麥克·馬倫（Mike Mullen）表示，他已對這位軍方最高統帥的判斷越來越缺乏信心：「這不是政治作秀的時候，而是一個亟需領導力的時刻」。

種族矛盾背後的貧富分化

1903年，鋼鐵大亨卡內基在離華盛頓國會山不遠的地方捐建了一座圖書館。此後百餘年間，這座新古典主義建築一直象徵着機會均等、階層調和、企業家回饋社會的美式理想。去年五月，當我再次造訪它時，發現這裏的一樓大廳成了一家蘋果專賣店。原因很簡單：地價太貴了。

從卡內基的良願、到喬布斯的遺澤，從圖書館到蘋果店，這座建築的命運，簡直是一句美式資本主義的讖語。

今年5月31日晚，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這家店的窗戶被趁火打劫的人群砸爛，路人拍攝的視頻裏，只見幾個人影鑽進蘋果店內獨有的柔光裏，像沒頭蒼蠅一樣跑來跑去。

按四百年總賬來算，闖進蘋果店的年輕人似乎有權指着手裏的IPHONE 11 Pro Max宣稱，他們只是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但他們或許還不知道，早在2016年，店內用於展示的蘋果產品，離店後就已無法使用。

據《紐約客》報導，一位四十五歲的亞特蘭大黑人居民支持戰略性的劫掠行為：「黑豹黨（1970年代倡導暴力抗爭的黑人政治組織）當年就很年輕，卻被老一輩詬病。眼前這事也一樣。年輕人應該領導我們，而我們即使不明白他們在想什麼，也該支持」。他堅稱：「（年輕人打砸搶的目標）主要是奢侈品店，是富人區，並沒像新聞發布會裏說的那樣危及整個城市。沒有人焚燒我們自己的房子」。

黑人學者勞拉·多塔利（Laura Daughtery）在華盛頓地區從事了近二十年社會工作研究。她對筆者表示，不能因為少數私人財產被毀，就停止抗爭的步伐。畢竟，失去的人命無法挽回，被砸的店鋪卻大多能接到保險公司的賠償單。她認為此時此刻，對底層的共情比平時更為重要：「如果你自己就是一個無家可歸、一貧如洗、或者身患重病的底層人，你還有什麼可失去的呢？」

亞特蘭大市長的回應則與之相反：「當你（劫掠者）提着一隻GUCCI包在街上亂跑的時候，你到底在紀念誰？」 言外之意昭然：趁火打劫的行為，早已與喬治·弗洛伊德無關。

在運動初期，打砸搶燒行為曾經讓美國32個城市、23個州如臨大敵。這幾天，隨着類似行為逐漸減少，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城市貧困問題，比如：明尼安納波利斯市是美國黑白住房佔有率差距最高的城市之一，這個事實與弗洛伊德死後的打砸搶燒有無關係？整日為房租發愁、甚至無家可歸的黑人，是不是更容易趁火打劫、撈它一筆？

五十八年前，不無偏見的科納委員會就已發現：「黑人中間，特別是年輕人，正在升起一種新情緒：自尊自重以及強烈的種族自豪感，正在取代對現行體制的無動於衷和逆來順受」。五十八年過去了，那一代年輕人有的躋身上流、搬出了貧民區，有的卻至今打不破階層和種族的壁壘。後者雖然在民權運動中找回了自尊自重，卻沒能逃過無底洞般的貧困。他們看不到改變的希望，在歲月蹉跎、幾代人野蠻生長之後，再一次喪失尊嚴。

隨着中產黑人階層的崛起，黑人內部的共同體意識已不再像六十年代那樣緊密。這次運動中，黑人社群內部的階層鴻溝，有時比族裔之間的鴻溝更大。亞特蘭大黑人市長譴責趁火打劫人員的言論，就被當地黑人區居民斥為「特權黑人之聲」；最初報警舉報弗洛伊德的明州小店卻受保護，因為這家店的阿拉伯裔老闆，歷來被居民看作自己人。這裏面的親疏遠近，一望而知。

但即使黑人貴如一市之長，也不免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因為警方過度施暴時往往不看收入，只看膚色。2005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撞車》裏出現過衣冠楚楚的黑人夫婦被警方逼停猥褻的場景，類似惡性事件在今天依然時有發生，提醒着每一個非裔：你就算再怎麼腰纏萬貫、受人尊敬，在警徽面前也只是個犯罪嫌疑人。

葛萊美年度歌曲獎得主、黑人藝術家唐納德·格洛弗（Donald Glover, aka Childish Gambino）2018年的名作《這裏是美國》唱道：「在這世界上，你就是個黑人，你就是個條形碼，開着那些外國豪車，你就是條大狗」。這首歌曲的MV也很著名：赤裸上身的格洛弗賣弄身段，時而化身供白人取樂的經典黑人形象「吉姆·克勞」（Jim Crow），時而跳幾段剝削黑人刻板形象的白人黑臉走唱秀（minstrel show）。他帶着嗑藥般的興奮，槍殺怡然自得的黑人藝術家、掃射黑人教堂合唱團，繼而在血漿四濺的白牆前，穿着GUCCI賣弄身段，卻在最後一個鏡頭裏，在水泥森林慘白的日光燈下，被一群白人警察狂追。

配着格洛弗驚恐面容的最後一句歌詞是：「對一條狗，一條大狗，講什麼體面的生活」。YouTube上，這段MV的點擊量達到了六億七千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