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伤复发、举国共情、集体疗愈：强健的美式抗争和残酷的美国史

美国抗议运动持续至今，深圳河两岸舆论各怀心事，纷纷把香港和美国的情况比较。美国权威媒体对这类比较着墨不多。保守派知识分子麋集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发表文章，奉劝示威者吸取香港抗争的经验教训，不要因过度使用暴力而授人以柄：“暴乱不是对抗压迫的工具，暴乱本身就是压迫”。

《国家评论》的论调迅速被总统特朗普“打脸”。6月1日晚，就在他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和平示威的同时，聚集在白宫前的和平示威者遭到警察催泪弹暴击。去年被特朗普解雇的前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6月3日发文，将特朗普形容为威胁美国宪法的人。

特朗普治下，大多数示威者并不奢望这次运动会带来迅速而彻底的改变，却依然渴望纾解胸中的悲痛和愤懑。正如华盛顿一位连续三天参加和平示威的年轻人所言：“如果我不在场，心理能量就一直消耗；一旦在场，能量就重新被点燃。我必须做点什么，才能确认我自己的行动主义（activism）”。疫情、失业、经济衰退的多重压力下，全美国反对警方过度施暴的人们，都亟需这场集体疗愈，给悲剧一个合乎人情的交代，为死者，也为自己。

面对这场运动，我的不甘多于愤怒。被武汉警方训诫的李文亮医生含冤而死快四个月了，追责早已草草结束，在中国只留下一面微博哭墙供大家凭吊。大洋彼岸含冤而死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却能让成千上万主张和平的普通人走上街头，为他流泪、为他怒吼、为他鸣冤。

大陆媒体聚焦美国各地的宵禁、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却刻意矮化了示威者上街时的理所当然。美国人知道，即使公权力暂时掌握在恶人手上，只要这社会允许人们彼此相爱，改变的希望就不会熄灭。

当代中国对“遗忘”二字情有独钟。相比之下，我认为美式抗争的制度肌理依然壮实有力，它鼓励人们用民间的强健，拖慢遗忘的脚步、对抗残酷的历史。

四百年的日与夜

5月29日，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警员膝下窒息而死后的第四天。明尼阿纳波利斯市城南，多家店铺被洗劫、一辆汽车和一座加油站相继被焚。面对记者埃德里安·佛罗里多（Adrian Florido）的话筒，十九岁黑人女孩杰拉·琼斯（Jailah Jones）坐在路障上淡淡地说：“既然黑人建起了这个国家，我们也可以把这婊子烧掉（Black people built this country, and we can burn this bitch down）。”她马上补了一句：“为了自己，我们会重建它。”

席卷美国各大城市的和平示威、暴力抗争和趁火打劫，日夜充斥着这几天美国舆论场。我却一直忘不了杰拉那句话，同时记起1965年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一字一顿的表述：“摘棉花的是我，把棉花背到市场上的是我，被人鞭打着修筑铁路的还是我。我做了这一切，没有补偿。”

两人语气一轻一重，却传递出同一条理解当代美国的关键信息：相比于中国历史，美国史虽然不长，却一以贯之，没有显著的中断和割裂。当我们谈论明清、谈论民国时，很少有人会相信自己的苦痛与口中的“前朝”直接相关；而当鲍德温和杰拉·琼斯谈论奴隶制的历史时，他们却能看到自己现实生活中苦难的来源。

今年的普利策评论奖，颁给了试图用黑人经历重塑美国史叙事的《1619计划（1619 Project）》。这套《纽约时报》策划的公共历史项目，不提印第安原住民，反对白人主导的殖民者叙事，转而把首批非洲黑奴登陆北美大陆的1619年定为美国史的起点。项目负责人妮可·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的祖母曾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部农场上务农，后来带子女迁居爱荷华州，落户在黑白居民泾渭分明的小镇滑铁卢。从妮可撰写的半自述文章开始，系列报道一笔下去，就是四百年：

“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以及林肯生花妙笔下关于‘黑人阻碍美国国家团结’的表述，这两样观念从来都是这个国家DNA的一部分”。

尽管有资深历史学家反驳了妮可，举出“以肤色为滤镜的种族观只是近二百年才有的建构”、“区分黑白是南部权贵加强社会控制的手段”、“林肯对待非裔美国人的态度在南北战争中一直不断演进”等等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无可辩驳的是，妮可所描述的历史记忆本身，确实如基因序列一般，以各种彼此呼应的面相，深深刻入美国公众脑海。白人至上主义者、黑人示威者、暴徒、恶警、甚至自由派人士，都以某种方式分享了类似记忆。

在当下的示威活动中，妮可的创巨痛深和杰拉的革命话语，组成了同一枚历史硬币的两面。它们就像是这次示威初期的日夜：白天大体和平，夜幕降临后，打砸抢烧开始，火光就照亮夜空。

从警官沙文（Derek Chauvin）出现到弗洛伊德枉死，美国公众看到的历史问题，很可能不止于暴力执法。店员向警方举报弗洛伊德使用假币时，后者似乎已经喝醉，警员把他拉出车外时一脸嫌弃；随后，弗洛伊德被警方推搡到警车边，一边挣扎抗拒，一边嘟囔着自己有幽闭恐惧症。执法者与醉酒者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把“酒精”和“败德”牢牢绑定的美国清教传统；弗洛伊德的幽闭恐惧，很可能与他曾经入狱的经历有关，直指美国近年来少数族裔比例居高不下的“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问题。

此外，他那句“我无法呼吸”，2014年被纽约警察勒死的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也曾说过；失去知觉前的两声“妈妈”，则唤回他在北卡罗莱纳和德克萨斯两个南部州的记忆。

但在聚焦这次民权骚动时，更多观察者会用1960年代后期的种族暴乱与之比较：那时候，逆城市化还是新鲜事物，黑人聚居的贫民区还被看作新病症，警察还没有今天这么装备齐全，非裔美国人集体的身份觉醒和自豪感才刚刚形成。

而今，城市贫民区已成顽疾，警察针对黑人的暴行持续发生；六十年代的领袖人物，多半已经作古。进退失据的特朗普扛过了弹劾，却没挡住疫情。病毒在处于社会底层的那部分黑人和拉丁裔社群中肆虐，随之而来的失业潮又给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就连弗洛伊德本人，也因为疫情丢了工作，并在死后被查出是2019冠状病毒的无症状携带者。

这批自发抗争的底层民众一旦加入示威行列，长期淤积在美国都市心脏的困局，就叠加到疫情肆虐的今时今日。

重返1967年？

五十三年前，美国底特律，趁火打劫的人群四散奔逃，超市保安儒略·多尔西倒在血泊之中。他刚刚被闻讯赶来的警察和民兵开枪打死，警察收到的讯息是：“发现劫掠者（looters），他们有枪”。

五十五岁的黑人儒略确实朝天放过一枪：就在几分钟前，几个暴徒试图闯入他守护的超市抢劫。在暴徒威胁下，他一边央求过路的邻居去找警察，一边鸣枪示警。

警察到场时，暴徒已作鸟兽散，儒略手里攥着枪，望向警察的目光里可能还有释然。

这起惨剧发生在1967年美国“漫长的苦夏”。当年六至七月，美国共发生156起种族暴乱，仅在重灾区底特律，就造成43人死亡，1189人受伤，7200人被刑拘，2000栋建筑被毁损。

儒略的死被记录在1968年美国国会著名的“科纳报告”（Kerner Report）中，成为报告起草者们谴责警方施暴、敦促执法部门改革的直接证据。报告观察到，“对于某些黑人来说，警方已经成为白人权力、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压迫的象征……黑人社群内部广泛相信警方暴行的存在，他们认为所谓的‘正义和庇护’背后都是双重标准，白人一套，黑人一套。”

起草者们开出的药方涉及城建、就业、教育、公共福利等方面，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几条：加强警方对贫民区居民的保护，重建贫民对警察的信任；建立公平有效的问责机制，及时纾解民众对警方的怨气；雇佣更多的黑人警员，并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公平的升迁；建立“社区服务警员”（CSO）计划，由联邦政府出资，吸引十七岁到二十一岁的贫民区青年加入执法者行列，协助警方在贫民区的工作。

如今黑人警员已融入警队，不少人甚至出任一城一池的警察局长。在巴尔的摩、亚特兰大这些黑人居民比例较高的城市，黑白警员搭配执法也已成为常态。但科纳报告所构想的良性警民关系，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很难实现。弗洛伊德死时，身边四个警员中三个是白人、一个是赫蒙裔（中国称苗族）美国人。我不知道这样的搭配是否刻意为之，可悲的是，死者生前没有得到其中任何一人的同情。

当年科纳报告的另一端，是渴望“大庇天下寒士”、却已在越战烽火中焦头烂额的民主党总统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读罢报告，这位总统感到，如果他在骚乱频仍的苦夏之后，依然深究执法部门内部的白人种族主义，并借此发动大规模的改革，民主党内早已出现的裂痕可能会加深，甚至整个美国社会也可能因此进一步撕裂。

其实早在科纳报告发布之前，白人已经对民权运动逐年失去耐心。1964年，大部分北方白人还能支持约翰逊的平权主张，仅仅两年之后，同一批民众却开始认为约翰逊的平权政策进展过速。同时，罗斯福新政以来民主党所依赖的“新政联盟”（New Deal Alliance）也在民权运动如日中天时出现裂痕：在新政和二战中曾经受益的白人蓝领劳工普遍持保守政见、对民权运动无感；早年坚定支持民主党的南方白人选民，更是在六十年代大失所望。广泛传说，1964年《民权法案》签署后，出身南方却支持平权的约翰逊曾经慨叹：“我们（民主党）就这么失去了南方的一代人”。

电影《阿甘正传》里，被设定就读于阿拉巴马大学的阿甘曾在1963年见证一个历史时刻：时任该州州长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挡在校礼堂门口，抗议总统肯尼迪动用国民警卫队施行反种族隔离政策。镜头追着阿甘，拍他一路小跑给黑人学生薇薇安·马隆（Vivian Malone）捡起笔记本，当时的背景音，就是华莱士慷慨陈词、维护州权的声音。

1968年，华莱士以恢复种族隔离为关键政纲、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逐总统之位，竟然赢得南方五个州的支持；而短短八年前，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还曾赢下其中三州的选票。民主党及其平权成果在南部遭到的抵制，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约翰逊决定不理会科纳报告的建议。1968年四月，马丁·路德·金被白人至上主义者詹姆斯·雷射杀，超过110个美国城市爆发种族骚乱，非裔美国人的怒火蔓延全国，其中又以美京华盛顿的火光最为明亮。此时，抗议警方施暴的声音仍在，但连续四年目睹城市乱象愈演愈烈的大多数白人选民，已开始纷纷要求政府加强警方的武装。

有学者认为，科纳报告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起草者们对白人种族主义的谴责，已经招致了白人选民的普遍反感。当年的民意调查显示，53%的白人不同意报告中对种族主义造成暴乱的归因，而58%的黑人则认可报告的结论。1969年初，四年前支持约翰逊胜选的众多北方州转投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帮助后者在趋于保守的民意中得偿夙愿、入主白宫。此后南部各州共和党势力日盛，民主党苦心经营三十年的选民基础，也终于分崩离析。

今天特朗普所鼓吹的“法律与秩序”，就转引自1968年尼克松的竞选口号。不少自由派媒体担心，如果暴乱进一步蔓延，本来就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选民，会更加坚定地投他一票，总统在疫情爆发初期所招致的非议，也会被渴望安宁、坚持私有财产权至上的那部分公民淡忘。《纽约时报》甚至引述政治学家的研究，证明1960年代后期的暴乱与保守派胜选呈显著相关性，警告示威者不要让历史重演。

特朗普斥责民主党占上风的地区管控不力，扬言打算动用军队镇压暴力示威者，这本身也是一场操控选民情绪的豪赌。2016年，一名非裔退伍军人为了报复警方针对黑人的暴力执法，在达拉斯射杀了五位警员。很多分析人士认为，那场比警方暴力更具戏剧性的惨剧，直接助推了特朗普当年的胜选。

国家广播电台的政治评论员马拉·莱亚森（Mara Liasson）则反复强调特朗普此时此刻的心法：“他要显示自己掌控着全局，却不愿承担任何相应责任”，她相信，这样的应对方式不可能长久。《大西洋月刊》也发文质疑，指出即使特朗普想学1968年的尼克松，也不具备尼克松当年的从政经验和公信力；而前者本就比较固定的选民基础，更与后者当年“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前景不可同日而语。

6月1日，警察向白宫前的和平示威者发射催泪弹，只为给特朗普开出一条路来，以便他站在白宫对面的圣约翰教堂（属美国圣公会）掏出一本圣经给大家看。1968年的尼克松纵然权力欲爆棚，也从未蔑视美国人和平示威的权利。曾在布什和奥巴马时期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麦克·马伦（Mike Mullen）表示，他已对这位军方最高统帅的判断越来越缺乏信心：“这不是政治作秀的时候，而是一个亟需领导力的时刻”。

种族矛盾背后的贫富分化

1903年，钢铁大亨卡内基在离华盛顿国会山不远的地方捐建了一座图书馆。此后百余年间，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一直象征着机会均等、阶层调和、企业家回馈社会的美式理想。去年五月，当我再次造访它时，发现这里的一楼大厅成了一家苹果专卖店。原因很简单：地价太贵了。

从卡内基的良愿、到乔布斯的遗泽，从图书馆到苹果店，这座建筑的命运，简直是一句美式资本主义的谶语。

今年5月31日晚，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家店的窗户被趁火打劫的人群砸烂，路人拍摄的视频里，只见几个人影钻进苹果店内独有的柔光里，像没头苍蝇一样跑来跑去。

按四百年总账来算，闯进苹果店的年轻人似乎有权指着手里的IPHONE 11 Pro Max宣称，他们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但他们或许还不知道，早在2016年，店内用于展示的苹果产品，离店后就已无法使用。

据《纽约客》报道，一位四十五岁的亚特兰大黑人居民支持战略性的劫掠行为：“黑豹党（1970年代倡导暴力抗争的黑人政治组织）当年就很年轻，却被老一辈诟病。眼前这事也一样。年轻人应该领导我们，而我们即使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也该支持”。他坚称：“（年轻人打砸抢的目标）主要是奢侈品店，是富人区，并没像新闻发布会里说的那样危及整个城市。没有人焚烧我们自己的房子”。

黑人学者劳拉·多塔利（Laura Daughtery）在华盛顿地区从事了近二十年社会工作研究。她对笔者表示，不能因为少数私人财产被毁，就停止抗争的步伐。毕竟，失去的人命无法挽回，被砸的店铺却大多能接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单。她认为此时此刻，对底层的共情比平时更为重要：“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无家可归、一贫如洗、或者身患重病的底层人，你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亚特兰大市长的回应则与之相反：“当你（劫掠者）提着一只GUCCI包在街上乱跑的时候，你到底在纪念谁？” 言外之意昭然：趁火打劫的行为，早已与乔治·弗洛伊德无关。

在运动初期，打砸抢烧行为曾经让美国32个城市、23个州如临大敌。这几天，随着类似行为逐渐减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城市贫困问题，比如：明尼安纳波利斯市是美国黑白住房占有率差距最高的城市之一，这个事实与弗洛伊德死后的打砸抢烧有无关系？整日为房租发愁、甚至无家可归的黑人，是不是更容易趁火打劫、捞它一笔？

五十八年前，不无偏见的科纳委员会就已发现：“黑人中间，特别是年轻人，正在升起一种新情绪：自尊自重以及强烈的种族自豪感，正在取代对现行体制的无动于衷和逆来顺受”。五十八年过去了，那一代年轻人有的跻身上流、搬出了贫民区，有的却至今打不破阶层和种族的壁垒。后者虽然在民权运动中找回了自尊自重，却没能逃过无底洞般的贫困。他们看不到改变的希望，在岁月蹉跎、几代人野蛮生长之后，再一次丧失尊严。

随着中产黑人阶层的崛起，黑人内部的共同体意识已不再像六十年代那样紧密。这次运动中，黑人社群内部的阶层鸿沟，有时比族裔之间的鸿沟更大。亚特兰大黑人市长谴责趁火打劫人员的言论，就被当地黑人区居民斥为“特权黑人之声”；最初报警举报弗洛伊德的明州小店却受保护，因为这家店的阿拉伯裔老板，历来被居民看作自己人。这里面的亲疏远近，一望而知。

但即使黑人贵如一市之长，也不免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因为警方过度施暴时往往不看收入，只看肤色。200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里出现过衣冠楚楚的黑人夫妇被警方逼停猥亵的场景，类似恶性事件在今天依然时有发生，提醒着每一个非裔：你就算再怎么腰缠万贯、受人尊敬，在警徽面前也只是个犯罪嫌疑人。

葛莱美年度歌曲奖得主、黑人艺术家唐纳德·格洛弗（Donald Glover, aka Childish Gambino）2018年的名作《这里是美国》唱道：“在这世界上，你就是个黑人，你就是个条形码，开着那些外国豪车，你就是条大狗”。这首歌曲的MV也很著名：赤裸上身的格洛弗卖弄身段，时而化身供白人取乐的经典黑人形象“吉姆·克劳”（Jim Crow），时而跳几段剥削黑人刻板形象的白人黑脸走唱秀（minstrel show）。他带着嗑药般的兴奋，枪杀怡然自得的黑人艺术家、扫射黑人教堂合唱团，继而在血浆四溅的白墙前，穿着GUCCI卖弄身段，却在最后一个镜头里，在水泥森林惨白的日光灯下，被一群白人警察狂追。

配着格洛弗惊恐面容的最后一句歌词是：“对一条狗，一条大狗，讲什么体面的生活”。YouTube上，这段MV的点击量达到了六亿七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