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如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确诊2019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整个欧洲更是早已突破40万大关。疫情某种程度上激起了老调重谈的政治讨论：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政策支配欧洲是否导致了缩减公共开支和减弱安全保障政策；私有化和效率至上的考量是否成为政府以经济为重而避免采取激进手段控制疾病蔓延的原因；在市场导向的公共政策逻辑下，老人、儿童、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面对的不平等在病情来临下雪上加霜，如何能得到缓解；政府稳定经济的公共救济政策是注重企业还是注重个人……这些政治讨论，长期存在于欧洲政坛，但病毒的爆发让它们难以继续被回避和无视。
另一类讨论则围绕着流行病危机所暴露的更深远的结构性问题。正是因为冠状病毒制造了一种“异常状态”，才使得人们面对的政治分歧和根本问题得以暴露。许多讨论正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政治重点——关于监管、排外、国家权力和边界的讨论本就不应该只是因为疫情才被重视。只不过，瘟疫撕破了日常政治的面纱。
欧盟的未来命运正属于这样的问题。
欧盟诞生于多边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愿望，其经济理念又和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高度契合。欧盟还宣称自己代表了欧洲式的价值观。但正如历史学者蒂蒙希·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说，“欧洲价值”本身高度依赖于欧洲在二战后所的反思，随着欧盟的扩张、欧洲债务以及难民问题带来的压力，欧盟本身开始受到左翼和右翼的质疑。左翼批评欧盟的经济图景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而右翼则攻击欧盟使得人们不再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让无国界的精英凌驾于传统的国族边界和国家主权之上。疫情到来之后，对欧盟的批评更是纷至沓来。初期的反应失当，成员国的各自为政，欧委会的无能……许多疑欧主义者因此开始狂欢：疫情揭下了欧盟的虚伪面皮，从而证明了欧盟终究是一个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