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阿马蒂亚∙森（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对饥荒的研究中提出，与当时大众所认知的“饥荒属于天灾”不同，饥荒的发生多属于人祸，而人祸的发生又与政治制度——反对党的存在、媒体自由、民众抗议的途径、民主选举的权利——有着密切的关联。森写道，“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有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40年后在武汉发生的一切，起初似乎是“民主无饥荒”论在瘟疫语境下的再次印证。但出人意料的是，二月底，当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疫情却在欧洲再次爆发，并迅速发展成全球大流行，体制的对比甚至看起来出现了反转。虽然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把中韩等国的抗疫效率归因为“东亚服从传统”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批评和反驳，但“中国模式决定性地促成了抗疫成功”仍然是当下被中国国内、以及部分海外言论所广为接受的叙事。端传媒3月19日发表的《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一文，便梳理了疫情爆发以来的若干舆论热点和宣传重点，指出“宣传系统在1月和2月份屡次失手之后，终于借着国内疫情减缓、全球疫情暴发的‘机会’，夺回了舆论场的话语权”。
随着‘大国自信’叙事的重建，舆论空间中的爱国情绪在欧美疫情爆发后再度高涨。一方面体现为体系性地生产和消费体制优越感与自信心，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民族主义不断塑造竞争者、假想敌，“逆练”灯塔主义。更堪玩味的是，参与者的“小粉红”色彩淡化、参与者的普遍面貌不再是使用低幼语言、饭圈策略的年轻人——如果说海外爆发前的爱国潮主要仍是小粉红在一片质疑声中逆势为“阿中哥哥”反黑，那么海外疫情爆发后的爱国潮，则更像是普通人的体制信心与民族信心的全面复苏。
二月疫情在欧洲蔓延是爱国潮转变的关键节点。那些曾被认为与中国体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依次重演，“民主无大疫”的神话迅速破灭。中国当下相对的安全状态——尤其是相对西方国家的安全状态，更暗合了一直以来中国对其体制合法性论证的模式：生存和发展权高于并优先于其他更为抽象的人权，生存和发展权的保障不仅是更为重要的成就，还能弥补后者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