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年很难过。
经历了半年因反修例运动而起的动荡岁月，香港社会本来已受不了更多的挑战。然而因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俗称武汉肺炎的爆发，大众情绪再次进入全面绷紧的状态。
更不幸的是，这场疫症似乎本来可以避免——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卫健委）在1月初，曾3次表示未有“人传人”的证据，确诊数字连续多日维持不变，导致很多人以为疫情如官方所述“可防可控”。直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相关批示后，确诊数字才全面急升而且蔓延全国。好像领导不批示，疫情就不曾存在，这难免让人怀疑过去的疫情是否曾被刻意隐瞒，错失了防疫的黄金时机。
这个急速转变，香港人未免感到过于熟悉，嗟愤为什么香港的悲剧这么快就在武汉重演一次。这里说的悲剧，不是疫症，而是政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忠诚盖过了实事求是，全面的客观情况被迎合政治需要的片面解释所取代，必要的解决办法因为领导面子问题而拖延执行，于是小事变大事，大事变灾难。武汉的问题，说到底，也一样。
走向
这场疫症将进一步激化本已因为反修例运动而走向决裂的中港矛盾。
无可避免，这场疫症将进一步激化本已因为反修例运动而走向决裂的中港矛盾。回到去年12月底，武汉传出疫情，香港社会大为紧张。因为回想至2003年的非典疫情，香港人同样在前一年的年底已风闻中国大陆出现疫症，却因中方延误通报而导致疫情从社区爆发。最终香港断送近三百人的性命，后来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亦因隐暪疫情而被撤职。
这段天灾变人祸的历史，香港代价惨重，港人印象深刻。
但总有一些内地民众对人祸“选择性失忆”。疫症初临时，不少内地民众甚至在港的留学生，对香港人的紧张情绪不以为然，网上留言版不乏取笑本地生过敏和神经质的说法，甚至认为对疫情的关注只是香港人歧视中国大陆的另种延伸。
然而，官方最终自打嘴巴，说没有“大规模扩散”的疫情最终全面扩散；声称没有“人传人”，结果到现在中国境内已出现不经疫区却被感染的病例。在拥有新闻自由的社会中，港人有机会看得一清二楚，但在墙内，起初却因信息不通而欠缺警惕。
如此落差，导致目前确有部分香港人对疫情持幸灾乐祸的态度，把1月初内地民众在传媒访问中，声称相信政府已控制疫情的片段，拿出来分享和取笑。我当然不同意这些说法，也认为落井下石于事无补。
如此落差，导致目前确有部分香港人对疫情持幸灾乐祸的态度，把1月初内地民众在传媒访问中，声称相信政府已控制疫情的片段，拿出来分享和取笑。甚至有舆论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众盲目相信政府，就算染病也不值得同情。与此同时，也有很多香港人提出要封关，全面停止中国大陆的旅客来港。
我当然不同意这些说法，也认为落井下石于事无补，我也明白像封闭香港的讨论也容易被扭曲为港人在借机煽动仇恨。
这样的发展，十分可悲。毕竟，香港人和武汉市民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专制带来的恶果。
港府为何又败了
我常用“系统性败坏”来形容香港的问题，也就是说香港的问题不是个别的人或群体所致，而是一环扣一环的。内地传媒常常把过去半年香港的动荡归咎到香港的经济问题——我当然同意香港的经济结构有很大问题，但为什么特区成立22年来都未能推行有效的改革纠正？为什么特权阶级仍能横行无忌？这就必须要从特区政府本身的认授性危机中找答案。
但说到这，就涉及各式各样的政治架构争议，而内地传媒对此就无法明言。于是乎，当中央政府为香港问题开出错误药方弄得火上加油时，中国大陆的民众就无法客观评价，还以为是香港人自寻烦恼。
过去半年，香港出现和过去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传统完全不相配的暴力抗争，引来不少谴责，被批评为“就算诉求正确也不应用错误方法”。然而这些暴力抗争的出现，本身也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性败坏的一部分。谴责抗争者不会使他们停止，纠正系统性败坏才能够。
这个系统性败坏，当然也影响到当前的防疫工作。由于特区政府本身欠缺管治认授性，在“防疫”这种特别讲求公众信任的公共危机中本来就举步维艰——政府叫大家放心，大家反而更担心。原本防疫或许是港府在运动后重建信任的时刻，但很可惜，港府这次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
原本防疫或许是港府在运动后重建信任的时刻，但很可惜，港府这次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
例如起初政府只提出乘搭飞机入境的旅客要做健康申报，高铁方面却迟迟不做；到了有高铁旅客带病入境了，政府才忽觉今是而昨非。身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林郑，在港爆发本地个案后未见提早返港领军抗疫，政界不少人批评她不智；而林郑返港后的记者会也被诟病不注重细节，在内地前线医疗资源仍不到位的情况下，她向国家申求“口罩支持”则令人哂笑。
相对于台湾政府直接禁止武汉旅客入境，甚至相比澳门政府在确认病例之后迅速反应并与珠海保持沟通，特区政府无疑显得进退失据；而香港的医护系统也压力爆煲，面临是否要罢工的两难，港府对此却毫无进益。港府的失责与疏于承担，只会进一步将矛盾与仇视转移到民间——中港矛盾的每一次强化，不外如此。
港府的失责与疏于承担，只会进一步将矛盾与仇视转移到民间——中港矛盾的每一次强化，不外如此。
要纠正的是系统
回到武汉的疫情，宏观一点来说，每天都在中国各地以各种治理危机的方式发生：当专业判断惯性被政治任务盖过，敢于发言纠正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但事情由自然法则所限，不会因为长官意志就不会发生，差的只是下一次发生的方式，是化学品仓库爆炸、还是地铁工地路陷，甚至死亡数字是否足以引起注意。
这些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还可怪罪于个别人员的错误，但当接二连三持续发生而又长时期不得到纠正时，就和香港的问题一样，总得开始问一问是怎样的制度容许悲剧重演，又是谁在阻碍公众讨论“制度该如何修正”。
当代中国常以发展速度之快自豪，但说到制度问题时“中国速度”又忽然失踪。例如假奶粉和假疫苗丑闻已经超过十年，为何今天民众仍要涌来香港买奶粉和打疫苗？在一个信息不公开的社会中，特别容易出现对政府的盲目信任或盲目不信任，这原是传播学一年级生就懂得的道理。而这问题从来不是靠投掷资源或技术就能解决，要纠正的是系统。
可以预期，下一波的剧本大概会是这样的：首先是赞扬留守医护人员的无私无畏，再来就是外地支援队伍的舍己为人，本地市民如何沉实应对，当然不能少的是传播正能量，动员明星出来发贴支持上微博热搜。责任问题谁属？很可能是让网军多发几幅“吃蝙蝠喝蝌蚪”的照片，让大家一方面取笑和谴责，一方面把问题的源头个人化，把焦点从官方应对迟缓转移出去。真的不行了，就来个地方与中央切割，一切都是地方政府的错，害得“要中央出来收拾残局”，让危机变成权斗和排除异己的机会。
问题来了：建国70年来，地方骗中央这件事从来没有停过，“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亩产万斤只不过是其中一章。我不肯定“白事当成是喜事办”的作风今次会否继续有效。四川地震可是死了六万多人，够严重了吧，之后还不是把提出制度问题的人关进牢房了事？但地震的毁坏是一次过的，疫症却是慢动作和不知道何时结束的，带来的社会反应未必一样。再者，随著近年中央集权变得严重和极端，有说正正架空了威权政府本来最擅长的动员力量，因为等待上级指示和害怕站错队的政治文化蚕食了原有的行动力。
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还剩下甚么？
以前官方论述总说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效率，中国的政治体制优势在于行动迅速组织力强。这次抗疫的黄金时间却偏偏因为政治因素而错过，不知道多少人要因此而赔上性命。如是者，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还剩下甚么？
公民社会此其时？
两年前我到过武汉，寻觅中国近代革命的足迹。来到这个革命胜地，却感受到各式各样的不协调。辛亥革命博物馆对义和团的描述，是“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大规模群众自发反帝爱国运动”，“在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如此评价让我差一点忘记了陈独秀说过“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过去从中国历史学到的武汉，明明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保守落伍？
国家的力量原来只会体现在对付人民的时候，人民需要保护时却不堪一击。
但是武汉始终是一座大学城，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希望。经历这样的一场人祸，我相信总会有一位年轻人反省自己是否原来一直活在《楚门的世界》。从前说国强则民安，这场疫症却告诉我们国强原来不一定民安，因为在位者其实更热衷于欺上瞒下，保护自己。国家的力量原来只会体现在对付人民的时候，人民需要保护时却不堪一击。
政府失信，系统败坏，不如互相依靠。四川地震之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自发救灾，2008年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近年来政治上的猜疑把当年的公民社会网络全数打破，个体变得更加原子化，可信赖的机构消失。虽然会事倍功半，但这次肺炎中，内地民间也用各种方法展开自救。重建公民社会，此其时也，民强则国安。
（梁启智，时政评论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