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了，我的外出服还是那条白色麻质的裤子。麻布不单薄仍通风，天冷时便在内里打加一条裤袜，自己没感不自在，丈夫反而看在眼里，冷在皮肤上。“不如叫冨永先生的太太用厚的布料再造一条吧。”冨永先生是丈夫的朋友，我的白麻裤，就是他太太替我造的。
冨永先生在京都开设古道具店，前舖后居，二楼一个采光最好的房间，他给太太作为造衣服的工房。原木梁柱、泥土墙壁，几台衣车（缝纫机）、衣服的模版、纸样与布料，把房间填得满满。与偏厅相隔的那面墙全是落地玻璃，朝街的墙上则镶了巨形的玻璃窗。去年冬天我们去他家办忘年会，晚上在偏厅留宿，早上起得太早，我睁著眼，透过重重玻璃看著窗外光秃秃的树枝摇啊摇，阳光扬起了微尘。以后穿起那条白麻裤，便想起那个清凉的冬季早晨。
数年前，我默默跟自己约定，往后买穿的、用的，都尽量挑相熟的人制作的。日子久了，家里大部份用品都能喊出名字来。“安藤先生”是青瓷釉的早餐碟子。“内田先生”是两口土色的茶杯。“三谷先生”洗完得倒著放，可防此木盆变形弯曲。“大谷先生”到家不久，额角不小心给我撞崩了——我是指那口平底土锅。野餐时带著“Daniela”，Daniela，我们的意大利朋友，她是请居于西班牙小镇的婆婆们造的籐蓝子，装著我们的咖啡与三文治。我们总不自觉地直接唤出制作者的名字作为物品的描述，唤得仿佛这些熟人们都在身旁。
起初作这决定，不过是因为使用这些东西时，错觉朋友常在左右，有一种模糊的丰足与幸福感。起初我以为这丰足与幸福，是因为东西出自亲近的人之手，便渗著人情；后来才慢慢意识到，更重大的原因是，我熟知东西的身世与来龙去脉，这份“熟知”，一点点地消减了我在消费社会里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