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最后四天，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九届四中全会）。距离上次三中全会已经二十个月，党内外、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甚至危机；而距离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只剩三年，政治局常委更迭在即，却因为派系政治的式微而扑簌迷离。
即便会议召开前夕，无法不让人想起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大跃进”失败后的情势，“习跃进”在过去二十个月里遭遇的挫折更引发会前的种种传闻，但是会议最终却在闭门四天之后若无其事地结束了，生出一份空洞冗长却令人瞠目结舌的决议公报。
虽然可能的人事变动，最早需要待明年三月“两会”期间才会有消息；虽然会后第二天中国司法部就发文要求禁止限制外资企业汇出资金、显示市场开放立场，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也行将结束。但是基本上，会议结果和会议公报都肯定了习近平过去七年的执政路线，并且全面概括为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于确立了习近平个人堪与毛、邓比肩、各领三十年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后三十年的基本路线。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呢？其历史意义和政治意图，或许形同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代表着完全相反的政治方向：四十年前，邓小平继续以周恩来1975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为改革开放的动员目标，而同时，魏京生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朝向民主的政治现代化。而习近平今天纲领化的所谓治理现代化，不仅以第五现代化之名巧妙地取代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而且完全否定了虽然早被封杀却始终被知识分子视为希望方向的政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