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深度逃犯条例

白信:从治理暴力到路线斗争,香港革命是中国的内生危机

那些仅仅关注香港《基本法》的学者,或认为“一国两制”架构本身即埋藏宪政危机,却忽略内地的“宪政”架构及其变动也是关键,从而决定着这场危机的内生性质。

2019年10月1日,香港示威者于各区进行抗议,警察以催泪弹驱散。

2019年10月1日,香港示威者于各区进行抗议,警察以催泪弹驱散。摄:刘子康/端传媒

刊登于 2019-10-23

#逃犯条例#香港#评论#中国因素

六月初以来,香港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虽然,在经过了漫长的“不战不降不和”、始终回避民众诉求的不应期后,特首林郑月娥于九月初正式宣布了撤回“送中条例”,她所唯一依靠的成建制的反动员力量——香港警察也已经在过去四个月逮捕抗议者超过2400人(10月8日警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街头激进派的总体规模。

但在十月一日北京举行国庆七十周年庆祝活动时,一位香港中学生却被警方用实弹击中受伤,抗议运动曾一度被注入了新的力量。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相似的一幕:1967年6月2日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西柏林的当天,一位参与示威的27岁大学生奥尼佐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射杀在街边一处停车场内。事后的法庭调查宣判库拉斯无罪,但多年以后的东德档案显示库拉斯当时是以斯塔西线人身份,被授意执行这一谋杀,意在影响德国政局。在那之后,德国学运转向以RAF-红军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路线,而柏林每年纪念六月二日的活动持续至今。

相比之下,幸运地保住了性命的18岁高中学生曾志健,对香港抗议运动的转折意义同样重大。这当然并不直接意味着香港民众的抗争将由此转向更加激进的路线,但运动的抗争焦点则从香港特首所代表的行政当局转向北京的中央政府,而他们所遭受的镇压,在以警队为代表的持续来自港府的暴力之后,将会面临愈来愈多、更为恐怖的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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