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端传媒将从年二九到大年初五、连续七天每天推出一篇免费阅读文章，陪伴你过年。今天是香港组主编当班：
四年前的这天晚上，香港经历了不一样的大年初一。因著撑小贩、反对政府部门驱赶小贩，一批示威者在旺角与警察爆发冲突，有人投砖、有人纵火，一交通警在十字路口鸣枪示警，震撼香港，冲突从年初一夜晚一直延续到年初二清晨。这一事件被称为“旺角骚乱”，也称“鱼蛋革命”。主流舆论当时谴责警方，也质疑示威者的暴力手法，而随著不少示威者因暴动罪、袭警罪等被捕，社运领袖尝试参选而遭受取消资格，香港街头一度陷入低迷和沉寂。
很少人料到，三年多之后，勇武派示威者在2019年的反抗运动中成为主流，而香港民意对他们展示了史无前例的支持、理解或包容。为什么一切在数年间产生了巨大变化？还是一切早有伏笔？在这个宅在家中，心有不安的年初一，我希望与你一起重温这个23岁的勇武派示威者的挣扎和勇气，或许他的经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答案。不一定完全同理和认同，但我们从未放弃去看见，去理解。
他说，“就叫我阿勇吧。”23岁，刚大学毕业，瘦削高挑，说话语气轻松，带点幽默和调侃，至少表面看来如此。
受伤怎么办？“找个好点的医生就好了。”解放军坦克开进香港呢？“他们说在深圳，十分钟坦克就可以开过来。十分钟？只到上水吧，你以为这里是天安门？马路这么宽？大佬，在红隧塞车都塞你一个钟头啦。”被称为“废青”会生气吗？“谁得闲有那么多情绪？我觉得废青这个称呼已经很好了，起码我作为一个人，好过曱甴、黄尸。”
在激烈的警民冲突前线，阿勇平平无奇，是许多黑衣年轻人的一员；而置身现下香港更大的博弈之场，他成为备受争议的一个群体——有人称他们勇武仔，有人骂他们废青、搞事的，也有人贬损他们是曱甴、过街就应该被打。反修例运动持续两个多月，警民交锋无数，自7月底开始，警察大幅升级武力，而同时，示威者使用的手段和暴力也不断升级。有舆论认为是政府长期的回避和警方的过度武力、滥捕、对被捕者采用殴打等行为，加剧了市民的仇恨和愤怒；也有人认为，起源是勇武，勇武退场，一切冲突也就消失。
过去两个多月，阿勇走过和平的游行，打过和催泪弹、橡胶子弹直接对抗的“阵地战”，也参与冲遍香港多区的“游击战”，来到八月下旬，他越发疲惫，也略感迷茫。8月25日星期天的晚上，警方第一次将两辆水炮车开进警民冲突的荃湾现场，并一度发射水柱；后来在荃湾街头，数位被持有铁通的示威者追赶的军装警员在紧张的气氛之下，突然鸣枪示警，枪口随后指向示威者、记者和普通市民，沉重的气氛在香港扩散。
这一天，因各种顾虑，阿勇本打算暂停勇武行动，只和父母一起参加游行，游行结束后，父亲一直问他“会不会回来吃饭？”然而，当看到大量催泪弹在眼前炸开、水炮车出动的时候，他又戴上“猪嘴”冲上前线。警察与水炮车强力推进，阿勇被速龙追赶，一度逃跑到山上。记者与他联系上的时候，他表示自己落单回不了家。“今日后我觉得勇武抗争彻底没用，但怎么都要做下去，”他语气不再轻松，比往常沉默，“街头抗争真的没什么用，政府不会理，示威者永远不会够警察的装备。我成日话，你拿块砖，他拿支枪，谁打谁啊？”
从“和理非”到“一起冲”
两个多月前，阿勇还是“和理非”大学生，除了几年前偶尔到雨伞运动的金钟现场静坐，几乎没什么社运经验。最初他上网看新闻，了解到《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争议，感觉这个条例“对香港百害无一利”，不过他没有行动。暑假来了，他和朋友们按原定计划离港旅游。6月9日，他从手机看到百万人大游行。6月12日当天，他身处外国机场，心悬在金钟集会的现场，他守著直播，看到警方向示威者和市民发射大量催泪弹，中信大厦前有市民被催泪弹围困，十分愤怒，一抵港，他就投身运动。
起初，他的参与是到社区派发传单、布置连侬墙，在示威抗议的后排传递物资、喊口号。后来，他开始在示威现场帮忙拆栏杆、设置路障、占路，在示威者的行话里，这个角色叫“工兵”。除此之外，示威者中还分为哨兵、消防员、步兵、镭射兵、急救员、哨兵、魔法师等不同分工。
7月1日是阿勇心理的重要转折点。那天清晨，他和其他示威者想冲击七一例行的升旗礼，但因为警方设置的水马防线“太厉害”，直接封锁了湾仔，大家行动失败，返回立法会煲底商量对策，这时有人提出要冲击立法会。
阿勇说，自己起初不解，当日立法会没有人开会，冲击的意义何在？但现场气氛浓烈，“有人问，这里有没有人不怕死？有很多人举手，说‘我今日就要做死士。’‘我不会自杀。’那时候很多人自杀，很多人伤心，但大家又说‘要做一个被警察打死的鬼魂啦。’大家讲得很激动。”
冲击开始的时候，阿勇最初站后排。他知道冲击立法会会带来什么罪名，他是害怕的，“被人影到就PK了”。直到有示威者推开到场的议员，用推车撞向玻璃，气氛不断升温，阿勇决定不再退缩，他说那一刻脑中冲出一个想法：“你不能做看戏的人，一定要在社会运动中做一些事。”
“旁边有很年轻的妹妹，我觉得是最勇的，可能只有中四中五，完全无所畏惧，说‘一起冲啦，拿著盾一起冲！’前面有些玻璃碎，警察施放胡椒喷雾，前面越来越少人，冲著冲著就变成第一排。”占领立法会之后，阿勇再也没有见过那个中学生，但他内心的想法不同了：“我现在就觉得有什么大家就一起做咯，如果你心底里真的很想冲爆立法会，觉得立法会很废、要重夺立法会，就一起冲。”
随后一个多月，阿勇越走越前：从包围政总、警总、立法会，到“接放工”、尝试瘫痪政府的不合作运动，到占路、堵塞交通等，他几乎都站在最前线。
有些人会说，你对准政权啦，你这样做没用啦，会搞到民生。但我要反问一句，我们真的没有对准过政权吗？
“我觉得勇武不只是暴力，而是可以瘫痪政府运作，让政府知道他们开始升级行动了，需要回应社会。”他认为，旧时的抗争方式是“斋行”（单纯游行），现在出现超越旧有抗争模式的方法，正是勇武派在做的事情。“大家称这些事情为勇武，是因为这些会触犯一些法例。”阿勇说，“我到目前为止都是这一类，占路、塞地铁，好像是灰色地带，你可以说我是犯法啦，非法集结。”
不过，这些行动在试图瘫痪城市的同时，也为其他市民带来不便和混乱，引发指责。阿勇说，他理解这些行动后会影响市民，也有些时候，他和其他同伴堵了一条路，但心里也会想，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是否会带来结果。
“有些人会说，你对准政权啦，你这样做没用啦，会搞到民生。但我要反问一句，我们真的没有对准过政权吗？我们围过政总、警总、礼宾府，什么都试过，但政府什么都没有回应。”
“我希望大家明白，做到这一步不是想搞破坏，搞乱社会，是政府没有给出适当回应，才会逼我们作出这些事。”
“由下而上的改变，就叫革命”
818大游行，阿勇从天后排队进入维园，花了整整2小时，这段路平日只需走10分钟。那天香港的雨连绵不绝，被大量撑著雨伞、身穿便服的市民包围，阿勇感觉，“其实参加和理非的活动都几好，你会觉得，勇武派没有被割席。”
阿勇觉得，从和理非转变为勇武，其实是一个过程。他认为，2003年，50万人大游行反对23条立法之后，很快有官员问责而辞职下台，让大家认为“和理非”是有影响力的，但2014年雨伞运动“输了”，政府不但没有回应民众诉求，只是不断检控不同的参与者，是政府让大家开始思考，“和理非”未必是抗争的唯一出路。而来到2019年，从6月至今，共有三次游行超过100万人，政府却仍未正面回应民间诉求。
针对反修例议题，阿勇同意，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寿终正寝”后，修例问题可以算是暂告一段落，但他愤怒的是，在整个运动中，政府和警察的种种表现，已证明政府管治出现道德危机。“其实运动已经转向良知的问题，我们是在争取自由和民主，极权是去人化，用蟑螂、没有持份者（的叙述）来对付你。”8月9日，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时称，一小部分示威者不介意损害经济，他们并非社会持份者（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七一占领立法会之后，721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是整场运动的另一个转折点。据阿勇观察，虽然更早的时候也有人重新喊出“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这句梁天琦竞选时的口号，但口号更广泛的出现，是7月21日元朗涉黑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的恐怖袭击事件后。
“721令大家觉得很多事情改变不到，我认为这是一个转捩点。”阿勇认为，“大家开始觉得这个政府很不堪，我们要有一些改变，才会找回一些（当年的）口号，我不理你是不是港独派，原意是想由下而上的改变，就叫革命。”
随著“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成为运动现场的主流口号，中国大陆舆论场亦进一步将港独视为抨击的标靶。8月6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在记者会上质疑，香港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对于示威者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他们究竟“想光复什么？”
成日说我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根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的就是中国政府。
“你说光复香港到什么程度？到没有你们干政的程度。港澳办、中联办就是在这里搞事。中央政府分明就答应过，可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成日说我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根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的就是中国政府。”阿勇直言，“有些事你分明应承了，你为什么现在又出尔反尔呢？”
此前示威抗议活动中，曾出现涂黑国徽、抛国旗入海等事件，港府定性为挑战国家主权。阿勇坦言，自己以前其实并不太反感中共，他认为，需要为香港的民不聊生负责的是港府。然而从一地两检开始，阿勇开始感受到“中共不断介入香港事务”，而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他对中共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
“你看到中共不断介入，《人民日报》那些黑人憎的（媒体），五毛也很麻烦，加上耿爽、华春莹这些嘴炮，中联办、港澳办也很麻烦⋯⋯”阿勇说，“我一直觉得，只要中共政府不要搞香港，没人会仇中的，甚至好多人会乐意去中国玩，但中共政府不知道，觉得这些人都是搞港独。你干预别人自由，别人一定会对你反感。”
阿勇多次表示，他相信抗争者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是秉持著各自不同的信念。“现在没有一个大台，没有人可以诠释这个口号，每个人都可以解释这个口号的意思。”对他而言，“革命”不一定代表要推翻政权。
“工业革命、科技革命都是革命，政府好像spin（指扭曲意涵）到大家都觉得革命一定是要推翻政权，一定要暴力，好多人都用革命这两个字啦，人们总说要有革命性的改变。”
我一直觉得，只要中共政府不要搞香港，没人会仇中的，甚至好多人会乐意去中国玩，但中共政府不知道，觉得这些人都是搞港独。
“现在是卑微的抗争，明知输都要做”
如何逼使政府回应和启动“革命性的改变”？没有人能够轻松给出答案。
阿勇觉得，自己只能“去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示威抗争现场。“那次在上环，你看得出来（示威者）不够警察打，很多人同防暴对峙，对峙到差不多就被催泪弹驱散。”阿勇那晚没有去上环现场，在家里盯著直播，他看到前线的示威者“有多少催泪弹都不走，或者用雪糕筒盖住催泪弹。”“那天我觉得非常惨，拉了40多个人才打散，大家就发现，再打阵地战也会被人拉。”
那晚之后，勇武派开始转而使用快闪、游击战和不合作运动等策略。八五香港罢工，阿勇也参与了不合作运动，一早起身堵塞港铁和道路，但他很快发现，民意在不合作运动中很容易受到影响，运动亦会“失焦”。
“前线做了很多事，换来的，其实网上有很多人抨击，不仅是社会普罗大众，抗争者自己内部都有很多声音。有一刻，你都会怀疑自己，塞路做什么呢？”
而同时，警方也在提升武力强度和改变策略。“最近警察也有对应的手法，警力也增加了很多，你去到哪里都即刻有警察来到，各个区都有警察驻守，示威者转场也有体力消耗。大家都有体力消耗，示威者的消耗更，你看警察就在漫步，示威者还要塞路，开始觉得游击战也不是办法。”
8月之后，警方开始频繁对周末游行活动发出反对通知书。而在8月24日、25日的观塘和荃葵青两场合法游行前，港铁则开始连续两日关停游行路线一带的地铁站、暂停部分港铁线的服务，引来社会舆论反扑。与此同时，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近日建议，政府可考虑引用本地法律《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进行紧急立法，法例规定在特首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属紧急情况或危害公安的情况时，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可订立任何他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27日，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时未有否认这一可能性。
又要打警察，转头又有黑社会，根本是一派的，打完黑社会回到家，又要面对蓝丝的攻击。
在阿勇看来，这场对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政府不断用制度暴力，你都没办法。你想去地铁站，又把地铁站封了；你想去机场，又申请了禁制令。现在是很卑微的抗争，明知输都要做。”
他觉得，政府的思路一直是“解决我们这帮人”。“你要去解决问题，不是解决这帮人。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阿勇说。
最近，只有谈及一些支持他们的市民的小事时，阿勇才会难得露出开心的样子。他说，自己常常遇到市民帮手，被警察追赶，逃离现场的时候，他常常遇到热心带路的街坊，有地舖老板收留他和其他示威者、腾出空间让他们换衫，还有义载司机送他们离开。“我觉得现在抗争者没什么好开心的了，还好有一些香港人的温情。”但他很快话锋一转，“又要打警察，转头又有黑社会，根本是一派的，打完黑社会回到家，又要面对蓝丝（建制派市民）的攻击。每一日都被人攻击，但都没办法了，唯有继续做了。”
“如果我在法国黄背心（运动），个个都这么勇武，会担心吗？问题是，现在大家都放不开身段去勇武，包括我自己，冲的时候都会有一刻犹疑，对面已经去到无底线的状态了，我们依然有底线，所以无解了。”对阿勇而言，他的底线则是，对军装警察，“唔好打死人”；出于保护市民的心，也可以出手对抗黑社会、甚至破坏黑社会的地头和商铺；但绝不可以伤害普通市民与记者、不可以抢掠商铺。
大家接受不了多年前的失败，就继续站在这里。好悲哀的故事。
7月中，在精神状态最紧绷的时期，阿勇走在路上，会突然有一种感觉，觉得防暴就出现在身边，“但最近可能已经习惯和防暴对峙了，都唔会好惊。”参加“和理非”活动，对阿勇而言是一种治愈，818“流水式”集会的那天，他花了5个小时，终于从维园走到了金钟夏悫道。
入夜的夏悫道被游行后的市民占领了，身穿黑衣的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夏悫道中间，有人用镭射笔照射政总高楼。“他们坐在这里很无助，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无助。”阿勇语气平淡地说著。他站在人行道上，嘴上说著，他不理解一大群人坐在夏悫道有什么用。
但他又说，自己也不急著离开，说要再留下看看，看看大家会做什么。
“大家接受不了多年前的失败，就继续站在这里。好悲哀的故事。”
“有少少怀念这里咯。五年前，大家都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日子。大家好似返到旧屋企。前线想保护后排，后排亦想保护前线。如果前线有一班人不走，最后都不会有人走。”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本文中“阿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