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反修例运动，不知不觉走完了七月，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后，民情没有大幅度背离运动，但随著时间推进，运动一点一滴地失去民意支持，本来也不是全无可能的，但7月21日晚上黑社会分子在元朗港铁站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在效果上帮了运动一个大忙，中联办和特区政府完全没有能力把新闻议程聚焦到同一天晚上发生的中联办门外示威之上。相反，汹涌的民情急速发酵，总商会和众多公务员群体先后发声，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无论往后发展如何，元朗袭击无疑是反修例运动的重要关节点之一。
要解释元朗袭击对政府和警方造成的逆火（backfire）并不困难，一句“出动黑社会逾越了港人底线”，不远矣。但本文希望就著元朗袭击对民情的影响作出较仔细的分析，同时亦借此机会讨论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中政府支持者的特征。具体地说，在721元朗袭击之前，政府的民意支持有甚么价值基础？元朗袭击在甚么意义上摧毁了这些价值基础？
支持政府的民意
首先要指出，问这些问题，首先是因为香港政府在反修例运动如火如荼时，的确仍然有少数民意的支时，同时，作为研究者，笔者不会把支持政府的所有人都贬低为彻底无知或不顾廉耻唯利是图之辈，不会把支持政府的民意假定为毫无价值基础。基于这个前提，笔者跟袁玮熙、郑炜和邓键一几位学界朋友，趁7月20日建制派发起“守护香港”集会，到现场进行问卷调查。下面的分析，使用的就是当天所得的结果，并与翌日7月21日民阵游行中所得的数据作比较。
两次调查方法大同小异，都是派访问员到集会现场或游行路线的不同地点，并要求访问员跟从一些规则选择被访者进行访问。其他方法细节，我们会适时公布，就此略过。但有一点要指出，我们在各反修例运动场合中进行调查时，参与者合作意欲都很高，除了气氛较紧张的6月17日立法会行动和遭警方反对的7月27日元朗游行外，多次调查的回应率都在8成或以上，但到了建制集会，回应率只有4成左右。访问员告诉我们，现场人士不太信任民意调查及大学。更重要的是，看来是跟著各种如同乡会等组织参与建制集会的人士，大都不愿意受访，所以，建制集会中的受访者偏向并非通过组织动员而参与的市民。也因此，720建制集会调查受访人数只有154人，721民阵游行调查受访人数则有68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