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狮负小姐，回应《钟晓烽：从港式幽默说起——反修例运动中的情感与抗争日常》
最近我内地的朋友经常找我讨论香港的情况。与其说讨论，他们更像是在传达他们鄙夷的态度。通常他们会先给我发一篇国内的报导或者文章，文字每每关于香港人如何忽略历史，忽略祖国的关怀，港独如何可耻。
今天看到更加厉害的一篇是大赞元朗打人，说奋起反抗港独。
我自己住在香港七年，虽绝不能说我非常喜欢香港，赞同香港文化，但是我至少无法接受这种单方面洗脑式的内地文字叙述。看到我的朋友经常被洗得无法自拔更加感到孤独，难受。
很多时候跟他们的讨论变成政治取向争论。像今天看到朋友圈清一色洗屏"强烈谴责暴徒冲击中联办"，真的强烈感到社会言论的单一。可能人变老了，越来越感觉到思考让人变得日渐孤独。不思考的群众永远是最团结最容易聚众的。我认为我不单方面支持某一方，这句话对双方皆适用。
2. Rainbow_Nanan，回应《周保松：自由诚可贵 ──我的微博炸号纪事》
大陆的社交平台早就无任何一个信得过，2017年的十九大空间更是越缩越紧，不仅是对敏感事件、政治话题的缩进，基本上是全方位地锁紧，影视、网文、音乐等等文化娱乐亦都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
言论缩紧更甚，就以我个人经历，在一年前，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端的一些文章的截图都不会被屏蔽，现在只要图片涉及敏感词汇就会被屏蔽，甚至是有相关事件的类似形状的图片亦都会被屏蔽，6.9和6.16两日游行，只要图片中有“103万、逃犯条例、200万”等词汇都会被屏蔽，甚至是从ig上面截图的游行万人空巷的俯瞰图和黑紫荆都被屏蔽。
而前两日，又有爆料说有大学生用VPN翻墙看反共视频被公安约谈，所以我现在已经跟我所有朋友讲不在国内社交平台讨论敏感话题，如果想讨论就去TG，不想上TG就面谈。现在的中国言论管控可能是自改革开放之后的空前高压，不知道以后会么样。如果有一日翻不了墙，甚至有一日因为某些事被公安抓，以后也不知这以后如何是好，也只能谨小慎微地苟活着。
3. John_Smith，回应《周保松：自由诚可贵 ──我的微博炸号纪事》
我的两个不大关心政治的好友炸过号，因为转发负面新闻。他们都注册了新号。其中一个，基本再也不发言，只是看；另一个仍然转发，但谨慎许多，有一次他的网络不好，微博没有发出去，他就疑神疑鬼担忧自己是不是被禁言了，然后开始琢磨，“是哪条出了问题呢？”
我认识微信公众号炸号的人，被约谈过，他和朋友之间不敢以微信发送信息/文章，只在线下见面的时候把手机屏幕给对方看。所有这些人包括我，都熟练使用各种拼音缩写来避免自己发送的言论中出现可能的关键词，因为深知自己一旦因为关键词检索而被注意到，这些言论都能招祸。
我们每个人都会自我审查，因为清楚网络言论不只是网络的事。
但也有与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我的亲戚说他不认识任何炸过号的人，他和朋友聊天也从来不用拼音缩写，从来没有恐惧。他觉得现在的文化管控太严，但他又认为中国人素质太差，言论完全放开是万万不行的。他觉得习近平在让中国变好，法制在进步，因为在他工作所及的一些领域，人们都在依法办事，胜过往昔。这是他从自身生活经验得出的结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要用缩写。
在端上，见到的是另一个不同世界的人们。端上墙外的朋友大多很平和，也愿意理性讨论，这点是非常难得的。他们相信靠自己的力量抗争。
有一些似乎无法理解大陆人为什么不抗争，甚至将此带入其他讨论。当大陆人认为端的报导失衡，便被挤兑：“何不去要求大陆官媒平衡报导？”
我不想对亲戚解释为什么我要用缩写，也不想对别人解释为什么大陆人不抗争。为什么香港人觉得自己快被逼反逼革命了，而新疆人还在BBC镜头前笑容满面唱红歌。至少我的处境比新疆人好，我且做我的事吧。
4. 周保松，回应《周保松：自由诚可贵 ──我的微博炸号纪事》
谢谢大家的分享。你们的分享，对我很重要。这不是客套话，是真的重要。太多事在忙，我拉杂说几点感受。
1，想写这样一篇文章的念头，其实放在心里已很久。真的下笔写，用了差不多一个月。过程很吃力。写好后，我也反复思量应该如何公开。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思想言论审查的严正控诉。我不打算做任何书写上的自我审查。我因此很清楚，文章出来后，我一定会被炸号。所以昨天两个号一次过被炸，我并不意外。
老实说，我很不愿意被炸号。那为什么还要写？因为实在没办法。对我来说，炸号所代表的思想奴役，是极致的恶。这种恶，对个体带来的伤害和羞辱，实在太大太大。（我不知道我的文章是否将这点讲得足够清楚。也许，那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来做这个工作。）而这种杀戮，时时刻刻在发生。可是我在网上做了一些资料搜集，发觉对这种恶作出认真讨论及反思的文章，却少之又少（如果有，请告知）。
我很诧异。整个国家长期活在这样严重的思想杀戮状态，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是直接和间接的受害者，为什么会如此缺乏这些声音？是因为说出来代价太大，还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论述，又或大家早已习以为常？
但有一点我很肯定，就是许多网友和我有类似感受。我在微博上曾请被炸过号的网友分享他们的经验。许多许多的回应，许多读来令人泪下。最后这个讨论也被屏蔽了。下面许多朋友的炸号分享，也印证了我的观察。所以，伤害是真实的，邪恶是真实的。既然没别的朋友做这个工作，我就勉力开个头，将我的经验写下来。我很希望其他朋友也能将你们的经历写下来，让这些邪恶不义公诸于世，暴露人前。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书写没有用。所有人的沉默，客观效果上，就是默许权力继续施行暴政。
2，我在文章中也提及，对于炸号这回事，我身边许多知识界朋友，对此几乎无感，也甚少关心。我感觉有著这样一种潜台词：这就是中国现实，有什么好惊讶好愤怒的？微博不好，你不用不就行了。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伤害和不义，几乎没法和身边的朋友讨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告诉别人，我的号又被炸了，请尝试理解我的感受。
这个现象令我感触良多。这篇文章出来后，最有共鸣，甚至写很长的信来给我安慰的，几乎都是不认识的网友。这个现象说明什么？我觉得可以说明许多东西。我这里暂时不谈，先将问题抛出来。
3，我一直有个想法，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从不同专业出发，致力于呈现、揭露和批判极权之恶。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等等，都要有这样的意识和责任。我们承受的苦难实在太多太多，对苦难的反思却太少太少。其结果是，我们即使身受其害，却不知道如何言说（言说是需要概念、论述和道德资源的）。更不要说的，是许多人根本意识不到这是恶，甚至甘心为这些恶辩护，并继续践踏和剥夺别人的自由。这样的状态，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的社会如何改变？
先说这么多。
5. Stella_Flora，回应《中国网红“出墙”来：百万订阅数的YouTube频道，诞生在没有YouTube的中国》
不让外面的进来固然值得批判，但也不能借此否认内部走出去的价值：像文章里写到很多创作人一开始竟然都不知道YouTube为何物，现在知道了，这不就是走出去带来的一大变化了吗？虽然“知道”仅仅是一开始最初的第一步，但没有这第一步，很多事情也做不出来。
另外我也支持楼上的观点：这些大部分是民间自发的商业行为，政府眼见心喜而便乘罢了，不能因此就把创作者们也批得一无是处，不能建立“出海就是在帮着政府做外宣”的观念——很多事情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些效果，都不是创作者自身能控制左右的。
还有最后一点我想提出的就是：这是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受众们只要有娱乐就可以了，只要简简单单的放松就可以了，他们不讲什么深度、价值，反正看得开心就行。我当然不是讲这个地球上所有人都变成了这个样子，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更要坚定对优质内容的追求，但无奈的是有很多人就是“娱乐至死”的，也无怪即便本质上是对海外综艺节目的“依样画葫芦”，也还是能收获一大群观众。
6. 咸鱼姬，回应《整天刷微博却不知道湖南水灾？你怎样看中国灾害新闻的传播？》
有一位微博博主细数各时段电视新闻并用图片形式发布力证洪水相关信息没有滚动播放，一天之后TA的账号搜索不到，转发者则被炸号。
在媒体工作过，或者有一点传媒学知识的人会清楚，一个事件是只有通稿、三言两语带过，还是从各个角度多日跟踪报导，所得到的关注度必然不同。同一时间段对比，京都动画纵火事件和湖南洪水这两件事所呈现的就是媒体报导手法的不同。电视台有没有播其实不是重点，电视台怎么播才是至关重要。
由此产生出来的控制手段，相信墙内媒体工作者同样不会陌生，包括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不能报导某个事件，不能将某个事件放在头版、网站首页的指示。像微博这种社交媒体则更加直接——限制流量、人工审核、关闭评论转发功能、删除博文和热搜、删掉博主及转发者账号。
过去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信息都是传统媒体报导重点，动车事故之后却是越来越少。隔著一个大海的人可以追踪关注一整天的京都动画纵火事件，却连同一个国家内发生的洪水都不清不楚。真的只是个体不感兴趣吗？当个体不知道一件事在发生时，他们又如何去关注？当他们想要关注的时候搜索不到任何信息，他们又如何去关注？最后少数知情者在社交媒体上讨论都被炸号了，其他人又如何去关注？
微博成为娱乐新闻集散地并非用户选择的结果，而是如今的微博只能让用户看到娱乐新闻。也许媒体天然有社会责任，但有社会责任的媒体无法在墙内生存。
暴力的螺旋
7. Hendrik_Will，回应《沙田反修例游行后，警方大规模进入商场清场，警民爆发冲突多人被捕》
另外补充一些当时的情况。据有线新闻台的现场直播，在较早时间阻止示威者进入非游行路线的警员、在场的便衣警员，以及较晚时间负责清场的手持棍盾的防暴警察，均没有配带委任证。当他们与示威者口角时，后者常会高呼：“委任证！”此情况亦于7 月13日的上水游行中发生。根据警察通例第20章“委任证”项：
便衣人员与巿民接触时，不论是否当值，在行使警察权力时，必须表明身分及出示委任证。如市民提出要求，军装警务人员须出示委任证，除了三种情况。第一是“情况不容许”出示；或第二是“出示委任证会影响警队行动及/或危及有关人员的安全”；或第三是“要求不合理”。
如由一队军装人员执行任务，例如在查核牌照期间，如市民提出要求，只需其中一名人员按要求出示委任证便可。
规定军装人员须出示委任证，是为了证明该人员是一名获正式委任的警务人员，因而有执法的权力。引伸下来，若某些环境因素能合理地对某人员是否正式委任的警务人员构成怀疑，市民要求军装人员出示委任证，便应被视为一项合理的要求。例如 ：有关人员当时并非穿著标准的制服，或者，他须要进入私人处所执行职务。
如警务人员未能出示委任证，而原因是“要求不合理”或最终未能遵办，人员必须在记事册说明原因。
那么，示威者的要求是否合理？我认为是合理的。因为游行发展至今，警队滥用武力和执法不公的问题已成为第二个抗议核心。
卢伟聪叫被打的市民和记者向监警会投诉，乱打人的警察却没戴证件，而且监警会没有法律权力传召涉事警员。当升斗市民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掌握公权力的警察却集体躲藏在制度下，无需问责，这种不平等的行为成本，更进一步地加深了警民的裂痕。
以此点切入，从直播可见，警察对记者的态度有所收敛。但警察追入商场困兽斗，并一度封锁火车站出入口，不免使人怀疑其目的不在于和平地解决这次冲突，而是想“攞尾彩”，营造胜利的气氛，提升内部士气。当警方抱著敌我思维行事，冲突自然激化。我不认为在商场内示威者做的事都是对的，例如在警员滑倒在地上时趁机踢两脚，当然是错的行为。但总体而言，这次冲突显然是警队决策人和政府掌权者历次决定种下的恶果。
而随著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冲突必然陆续有来。
8. jling，回应《沙田反修例游行后，警方大规模进入商场清场，警民爆发冲突多人被捕》
在发言前先说一下，我的意见只是一家之言，不一定具有代表千万市民的能力，只愿你可以用来参考。
必须要提点的是，在众多底线中一个容易分辨的是“不要威胁示威者和无关的人”。事实上，每次游行都有不反对通知书，说明可以集会的地点和时间，换言之，在这些范围内集会是得到保障的。可是在这个月内，已经发生多次“理应安全”的地方爆发冲突，像是金钟之围，旺角之围，上水之围，还有最新的沙田之围。令人气愤的是，警方似乎无能力分辨威胁对象，所以对任何人都毫不客气，不论有无反抗能力和意志，先下手为强。于是所有参与游行的人，或者无关的人，都陷入了无法预计的风险之中。像旺角，吃过晚餐从餐厅出来发现一群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就算训练有素的人也会受惊。像沙田商场，在区内是数一数二的大商场，从一楼到十楼都有食肆商户经营到深夜，结果冲了一群防暴警察进来，又不让人离开。当时警方是想清场，还是想趁乱发难，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
说到趁乱，另一个对警方的底线是“遵守警察通例”。最近的行动明显能发现，警方似乎默许（或者明许）不守警察通例的行为。警察通例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我也不再多谈。我比较想提醒的是，警察通例的意义。有一个与游行示威无关的例子可以一谈，有时我们会听闻新闻报导休班警员阻止罪案发生，但你会发现休班警员最后仍会将后续处理交给值班警员。当中的逻辑是，休班警员的状态“并不能”使用公权力。他/她身上没有制服，也没有证明自己有权行使公权力的证件。相同的逻辑也能应用在处理游行示威上。诚然，在警察通例的约束下，警方的操作仍有许多灰色地带，但通例是对示威者最基本的保障。如果连最基本的保障也守护不了，还有甚么可以谈？
那么对示威者而言的底线嘛，我相信只会愈来愈低。在五年前，包围政府大楼已经是不可接受的行为。现在，包围警察总部恐怕也不会受太大的非难。当中的前提是，每次的游行均有对准的对象，而往往是不公的象征。九龙区游行是超支几百亿的高铁站，还有对内地游客作宣传。屯门是对长期困扰区内的骚扰问题，上水就针对非法的水货行为。沙田的原定是沙田政府合署，因为当中有参与挡下民选议员参选的选举事务处，但沙田本来也是长期受自由行的大量游客困扰的重灾区。未来的将军澳本来是要对无线电视的报导手法表达不满。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对准的目标没有大问题，每次游行发生警民冲突后民众的底线会一路下修。
你会说，“这样很不公平啊。对警察的要求这么高，对示威者这么低。”是的，真的不公平。但当考虑警察是公权力的行使人，垄断合法武力和检控权时，你就知道这些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老实说，没有重要的事要守护，那有人愿意顶著风险，跟武器比你精良，装备比你齐全，权力比你巨大的警察挑战？
9. 9_9OOps，回应《沙田警民冲突再次升温——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能否促进社会和解？》
独立调查委员会只是一个前提，并不能保证民众对警方的反感一定会缓和，但若没有这一机构，我认为警民关系是只会往更加恶劣的路途上狂奔。现在俗称为“蓝丝”的群体撑警，根本就是提油救火、饮鸩止渴。
林郑和卢两人就算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去慰问警员，他们也不会在处理游行时站在前线，迟早会被第一线累得贼死的警察骂。在一周一游行，每次都要打的状况下，万一当场有人死掉，根本不敢想会怎么样继续下去。
10. Fai，回应《在银发族游行支持年轻人抗争后，我们该如何理解香港世代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2014争普选团结不了不同世代？为什么这次能团结不同世代？
2014争普选是香港人从前不曾经验过，而老一辈也不确定的东西——民主；但今年争的是香港人本来就有而且与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的东西——自由。香港人很清楚自由在香港的成功经验里扮演怎样的角色。林郑踩到了老一辈较保守力量的底线，而其粗暴又回头说明了2014年青一代激进抗争的合理性。林郑帮忙缝合了世代之间对现实理解及判断的落差。
其实世代差异常在，他日若解除中共这个威胁，还是会正常分裂出不同的政治主张，而这种差异又极可能表现为世代差异，挺正常的。但我们假设，在一个不被刻意扭曲操控的言论环境里，差异能得到较好的安放和疏解。当然，这也不必然，但那时自有那时的功课。
但老实说，关于物质基础和精神追求的关系我是看得很蒙。仿佛是说年轻人吃饱了得闲才去争取精神自由的。还是，其实是他们看到了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内在逻辑？尤其是在香港，基于西方价值的制度设计是与物质生活条件密不可分的，最简单就是公帑要怎么用？社会福利怎么分配？住房问题是不是靠巨款填海来解决？其实，恰恰是你搞得他们预见将来生活不下去了，他们才出来的。而对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的中老年人，这又不是那怕让人迫切心焦的事。差异是在这里。青年打头阵的反送中，道理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