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运动形态愈益无底线、激进和武力化的转向，路线分歧的问题实在更形迫切。自雨伞运动以来，公民社会中非暴力传统的自由派及社运派已陷于失语。今日的气氛跟伞运前夕相当不同，运动正大步走进由“激右本土”倡导的激进化方向。
问题是，一旦无底线和武力化的运动形态成了主导，那末，运动的整体气候将会改变，并引发各种新的问题和危机。路线之间的竞逐和分歧，涉及的绝不只是手段问题，也不是为了党同伐异，而是关乎未来社会运动的走向，到底是血与仇恨，抑或其他。笔者先从暴力斗争的问题说起。
暴力斗争与私人暴力之别
先旨声明，我对暴力并无洁癖，因而我不反对一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具有以牙还牙的权利，例如自己或妻儿受欺负，人是具有反击的权利，等等。
然而，我认为凡此种种来自个人生活层面的例子，不能跟作为集体行动路线的暴力斗争相提并论。毕竟，作为公共政治的暴力斗争，首先是面向复杂得多的多元社会，并涉及诸多的陌生人、“第三方”（他们往往不能简单划分敌我），而对抗的亦是以“暴力合法垄断者”自居的国家。因而在考虑暴力抗争问题之际，使用过于简化的私人情境，或抽象地考虑问题（如纠缠于洁不洁癖)，其实都不适当。
作为集体行动路线，这更多涉及运动战略的研判。它关乎形势、众多不同类型的代价及效应、运动的着力点，以及如何才能动摇支配秩序的问题等，凡此种种皆涉及特定的政治思路及意识形态，这才是重点。
路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也决定了我们政治主体的未来：我们该如何自我组织起来，使用力量的重点何在，才能引发有力的斗争？毕竟，若运动所选择的“路线”错了，结局也只能是迷路，那末，即使革命性改变的历史缺口真的能够接近，也顶多是擦肩而过。
先锋政治更具革命性？
暴力抗争的主张不是从石头爆出来的，这数年的鼓吹者主要是激右本土，他们的政治有着先锋党型态。这里所指的先锋党型态，是一种对运动的特殊路线构想，即认为运动的核心战略不在于组织广泛群众介入，而是要依靠少数先锋分子所作出的激烈行动，才能引发革命性转变。
暴力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这表明先锋们跟普通群众的区别，也就是说，那些极具本土意识，且武装起来、愿意自我牺牲的少数人，才是革命的关键。
但问题是，具武力斗争觉悟的少数先锋，真的比组织广泛群众介入，更具革命性？
以雨伞运动为例，真正的爆发恐怕是过万人共同愿意走进金钟大马路的历史时刻，这实在非少数先锋可以独自完成。这涉及两年以来全社会的组织、筹备和辩论，而占领本身也绝非抽象的武器，它其实已经存在于之前的社会运动之中（例如反国教科的占领政总行动）。因而占领的激进性格是来自其广泛群众的介入，以及跟公民运动历史轨迹的汇流，而非少数觉悟者的勇武爆发。因此，雨伞运动依然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纵然后来存在诸多问题），这跟后来激进少数转向暴力的发展，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总爆发的时间和时机
当然，历史上革命时刻的来临，都可能包括一段短时期发生的尖锐冲突和总爆发，甚至需要革命党以暴力夺权。然而，即使这样的时机真的降临，背后也必须加上广泛群众的介入。这里的意义不同于先锋政治，因为广泛群众的介入及爆发，才能真正触碰日常秩序的各个环节，使政治机关丧失了控制社会秩序的权力（例如大型占路之外，加上广泛群众参与的罢课及罢工）。这无疑是推翻体制之时所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配备长期准备的工夫。但是在激右本土倡导的暴力路线中，支持者往往认为不立即起事的人就是“港猪”，这其实是或明或暗地受先锋政治意识的支配。
关键在于，推翻体制可能是渐进式或革命式，但即使是后者，也不可能只靠少数先锋对警队或政府机关，轻率发动不合时机的攻击。或许，这确实彰显了勇武和决心，但却不会带来革命，即我所谓的动摇政权支配日常秩序的能力。反之，更可能存在反效果。毕竟，当代国家的军事力量远远超于孙中山或列宁时期的中、俄，这种力量的比拼，若随意发动，将换来巨大的代价。
进一步来说，如果发动的只是少数先锋及其追随者，而一般群众根本未能跟上其超前的步伐，换来的极可能是，给予敌人借口扩张镇压机器的权力，这无异自毁长城。正如警方已扬言，下次将使用橡胶子弹。
说到底，笔者的担心不是基于怯懦，而是在统治者愈来愈肆无忌惮的政治形势，哪怕是革命家，也须谨慎地采取进攻，为革命组织好自己，而非发动冒进的攻势，最终引狼入室，搬石头砸自己脚。
“真实战斗”的幻觉
或许，先锋主义式勇武抗争的吸引之处，在于它那种通过肉体战斗所带来的真实感。特别是当外在大环境好像难以改变，而一般群众又被认为浑浑噩噩缺乏革命意识，那么回归肉体、战友共同体的“真实战斗”，感觉就实在得多了。也就是说，相比起解答“如何组织比伞运更大型的不服从运动”此一难题，倒不如主张更快速直接的肉体战斗来对治无力感；与其相信需要走进社会广泛连结、组织和说服的“渐进政治”，倒不如诉诸宁为玉碎的“死亡斗争”，通过牺牲自己，来消解他人对运动提出的疑问。
这许是新范式的肉体政治，它往往诉诸直接可感的战斗、纯粹的自我表达、急进的步伐，以及由牺牲死亡发出的激情召唤，而非面向他人进行说服，甚或在此基础上合纵连横，创造新的共同价值。
以死相搏的牺牲政治
可是这却引发新的危机，它恰恰体现于现在常被高举的牺牲政治，如梁天琦说的“以死相搏”。“以死相搏”告诉我们，这不是以“更广泛的民众抗争”来跟政权相搏。恰恰相反，很多像梁天琦一般心情的人，在伞运后充满无力感，于是急急下了判断，宣告伞运已穷尽了非暴力抗争的可能，即所谓的“所有方法经已用尽”。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有范式转移，接下来登场的，即是暴力、牺牲和死亡，这就是新时代社会运动重新出发的动力和答案。换句话，这种抗争是以死亡来作赌注的抗争，是以血和牺牲所作的召唤。
问题是，假若范式真的转移，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转向道德主义和沉重
只消想一想，假若抗争者或警员，任何一方真有人死去，相互的报复将更为不受控制。在暴力抗争中，暴力的强度会不断相互加剧，因为在彼此的升级中，双方都轻易找到了强化暴力的理由，恶性循环，这时伤亡即变得更为如影随形。
我们都知道，这种对决的代价极之高昂，尤其对鸡蛋来说。当真的有抗争者死去，这除了是悲伤及生命无可挽回之外，其后遗便是将社会运动推向更为道德主义和沉重的境地，而运动会变成以内疚、报复及防止背叛为主轴。在这情况下，一方面任何相异的策略争辩，均有可能被视作对死者的背叛，另一方面，由于牺牲和亏欠之感每每作祟，人们因而再无法以开放及自由的视角来看待运动本身。
也就是说，运动会进一步趋向“非自由主义化”，即在牺牲和亏欠的巨大阴影下，以更为道德主义及划一化的方式，来看待运动内部的多元声音及合理分歧。因此，暴力抗争并不是一个纯抽象的问题，而是当“血的政治”一旦成形，运动文化将很可能会有实质转向，今天运动中依稀尚存的自由思想和多元主义气息，将进一步湮灭。
这令我想起1960年末日本社运的教训。在青年学生拾起棍棒和汽油弹的浪漫形象背后，斗争二字其实充斥死亡、内疚、道德主义、失去底线、冒进、相互怀疑与绝对主义的气息，以至走上自我封闭、过激的不归路。最终，社运失去了社会支持之余，也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亦因此足足停滞了30年。
有发动者的“无底线运动”
此外，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多次以自身并非大台来回避责任，又说自己无法控制，但这都不过是诡辩，魔鬼就在“发动”中。我想问问：为什么你有能力“发动”别人去光复社区或护卫小贩，但却不能够“发动”别人订立起码的准则？只能说，你是选择性“发动”：抗争可以，底线免谈。
而且，从光复到旺角骚乱，发动者多次于事前事后，为行动中的无底线行径作出种种辩解，并多番强调行动并无底线。可以看出，问题不再是梁天琦等人无法在一场丧失“大台”、始料不及的混乱中负上责任。相反，这是一场存在着发动者，刻意造就的无底线运动，而引发不可预计的混乱正是此类行动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本民前不是普通民众，而对于行动造成的混乱，却绝对具有发动者的责任。
说穿了，所谓没底线的抗争，只是纵欲，而非自主的行动。
此外，我们还不知道，所谓无底线能走多远。再次参照日本六七十年代的新左翼斗争，学生从死守校园路障到掷石块到汽油弹到抢自卫队枪，以至城市炸弹攻击等，这是我们未来可能的运动图景吗？所谓对等武力的原则，更是含混不清，难道警方捉了示威者，那示威者也可以绑架警察，要求放人？
随着本土激右派的成功崛起，香港的公共政治文化正面临种种危机（先锋主义、冒进、革命时机问题、划一化、道德主义、无底线、暴力化）和抉择。我想，公民社会中非暴力传统的自由派及社运派无法躲避争议。批评，不是为了党同伐异，相反，是为了在无底线暴力化的激右斗争之死路外，探索出真正的曙光。
（陈景辉，社运人士、政治及文化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