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伞后一年，论断成败或许尚早，却是检讨经验的时机。一场历时79天的大型社会运动，值得端详反思的地方不胜枚举，近日各界亦陆续开展不同方向的检讨，从运动策略、沟通机制、应否退场、和平还是勇武抗争，到占领者与市民关系、警民关系、公民社会的后续发展等等。借此时机，端传媒邀请了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序言书室创办人李达宁、《信报》前总编辑练乙铮、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议题聚焦讨论，希望透过文字交锋，令彼此论点得以充分辩证，深化检讨。
以大城市为中枢的现代化国家里，群众性暴力革命几乎没有可能成功，因为统治阶级有强大的镇压机器和正规武装力量。这点，晚年恩格斯已经看出，于是主张在这种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要通过政党走议会道路取得政权。他认为，革命不必一定需要流血，暴力只在瓜熟蒂落的一刻帮上一把。他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的议会道路寄予无限乐观，因为在当时以工业为主的“先进”国里，无产者有足够人数票数在投票箱里成为绝对的大多数，最后取得政权。
恩格斯对纲领性的暴力革命已经不能在现代化国家成事的基本分析，到今天也是成立的。这对并非是一个国家的香港而言则更甚；在这里压阵的解放军部队完全是一支外来的武装力量，只要屠杀命令一下，港人必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硬碰硬，碰不过；这个道理非常显浅，目前看不到几时会失效。
但是，在香港，走议会道路的困难比恩格斯当时面对的大得多，而且也很可能走不通，原因起码有三个：（一）中共和特区政府根本不搞资产阶级民主（那就是港人理解中的“真普选”、恩格斯的议会道路的起步点）；（二）香港的大多数选票操在中产者手里，而这个中产阶级到目前为止都是相当保守的，好一部分并不坚持“真普选”，有些甚至认为假普选也不错；（三）香港的无产者数量不大，而且政治上最保守，程度大概和大资产阶级差不多。由于上述原因，以议会道路为主的“和理非非”路线走了18年都走不通，到了尽头却依然开不出资产阶级民主体制，所以运动里才有对“民主回归”的反思和扬弃。
暴力革命不可能，议会道路走不通，香港人的处境，比恩格斯遇见的，困难得多。然而，处于暴力革命与议会道路之间的狭缝里的香港人，在过去的一年里走出了三条在“和理非非”之外、都包含蓄意的“违法达义”的抗争路：（一）“被动型公民抗命”，即三子提出的完全和平的、坐着进行且主动接受逮捕的抗命行为；（二）“进取型公民抗命”，即双学实践的非暴力、含冲击、不主动接受逮捕的抗命行为；（三）“勇武型抗命”，即左、右翼激进民主派所实践过的包含攻击性、“以武抗暴”、尽量避免逮捕的抗命行为，这些行为，在占领运动之前、期间和之后都出现过。
二种抗命行为本身不含暴力，但第二种很可能引发政权暴力，例如9．28事件里的87颗警察催泪弹、其后的“七警暗角打镬”。第三种涉轻度暴力（武力），但一定招致政权施用重暴力。下面首先讨论这一种抗命行为。
“勇武型抗命”
因为牵涉武力，这种抗命行为已经超越传统的“公民抗命”范畴。然而， 到目前为止，所有政治派别对“暴力”、“武力”或“勇武”的论述和实践，都是轻度暴力，止于下列三个极限：“以武抗暴”的极限，即赤手空拳者面对政权暴力时的保卫自身及身边同志的防卫性武力；“语言暴力”的极限，例如反鸠呜辱陆客、“招呼”警察；“对物暴力”（但不对人施暴）的极限，例如占运期间有勇武人士企图以硬物打破窗门冲入权力机关。
陈健民先生认为提倡暴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提倡暴力（哪怕只是轻度暴力）的运动领导，应详细探讨使用暴力的条件、内涵、道义责任和后果，特别是对参与的群众所要付出的代价。上述三个极限内的暴力当中，“以武抗暴”不需要很多解释或技术分析，因为往往是运动电光火石当儿里的自然反应，“围观”的市民比较容易接受，后果也比较简单，无非就是“袭警罪”。但是，仔细研究“语言暴力”和“对物暴力”的策略范围和后果，则十分必要。例如，理论上，“对物施暴”也可以非常严重，日本动漫《残响のテロル》（直译“残响的terror”；中译“东京残响”）里的好几次对物施暴的行动，就非同小可；在现实世界里，如此庞大的对物施暴不可能不伤及人。
李达宁先生提到“抗争的关键不在暴力与否，而在是否有效”。这是很有意义的问题，牵涉一个潜在的矛盾。“有效”指什么呢？暴力可以即时（或很快）收效，而且是直接的。然而，暴力也可以产生非直接的效果，包括界外的和负面的。后者在香港这个中产和草根都带有强烈保守性的社会尤其不可忽视。反水货几乎已经去到效益成本考虑的极限，而且还主要是因为勇武的对象主要是“彼邦人”不是香港人。
笔者估计，勇武派在水货客稍为收敛（大陆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时候，可能转换针对的对象，例如把矛头指向已经泛滥于本地经济的红色资本，包括红色金融资本和红色建造业资本例如铅水事件中的主角“中国建造”，等等，以及与这些资本合作的本地机关和财团。这是因为朝这个方向行动的效益成本高得多，是还未摘下来的低垂果，激进民主派左右两翼都会有兴趣去开发。针对大陆游客甚至水货客，不少香港人会因各种原因反对或有所保留，但针对外来的、带垄断性的红色财团，大部分香港人会乐观其成。（当然，针对红色资本不像反鸠呜那么简单直截，事先必须做充分的对象研究并且要等待时机。）
周永康先生认为，“公民抗命”在香港只是开了头，还有很大潜力可以发掘，完全不必要一下子跳到“勇武”范畴。他首先指出，当去年的占领运动去到高峰的时候，大多数的市民没有参与必须的外围的“不合作运动”例如罢课、罢市，从而反证主张“公民抗命”者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不像已经证实去到路线尽头而终归无效的“和理非非”＋“民主回归”方程式，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不过是仅仅起步。运动纵然失败（争取不到当权者丝毫让步），对民众影响却非常深远，改变了年轻人的思维，扩阔了运动的视野，突破了传统抗争路线的守法界限。
“进取型公民抗命”
双学在占领运动期间实践的“进取型公民抗命”，突破了经典公民抗命模式（即三子提倡的、笔者称之为“被动型公民抗命”的那种模式）。这个突破，是明显有效的，在去年的占运里真正发挥出“被动型公民抗命”欲发挥而未果的精神力量。从效果而言，“进取型公民抗命”等同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反抗者提出的“暴力边缘”策略。这点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经典公民抗命理论认为，冥顽不灵的当权者以法律及其他压迫工具打压甘愿受罚的违法达义实践者，会让抗争取得道义力量，争取得本来漠不关心的广大民众的围观兴趣甚至同情和广泛支持，迫使当权者在民意的有利逆转之下对运动作出让步。
三子照本宣科如法炮制，但是，市民的反应比预期冷淡；就算能达到“一万人核心参与”的目标数字，有限度的瘫痪中环，更可能的效果是招致商界挑起保守市民的“利益受损”触觉，达到冲淡乃至取消运动的道义力量。毕竟，因“阻街”获罪的惩罚不会太重，难以激起广泛同情。但是，双学的“进取型公民抗命”，却取得这个效果，原因在于9．28冲击行动引发当权者使用超乎常理的暴力。这正正是“暴力边缘论”的立论精粹。
“暴力边缘论”认为，运动者本身不使用暴力，但会把非暴力行动推到当权者能够容忍的极限，过程不仅引发广泛的“围观”，还最终诱发政权使用不当暴力，导致人民对当权者的强力谴责，后者转化为对运动的支持……
首先，“暴力边缘论”认为，运动者本身不使用暴力，但会把非暴力行动推到当权者能够容忍的极限，过程不仅引发广泛的“围观”，还最终诱发政权使用不当暴力，导致人民对当权者的强力谴责，后者转化为对运动的支持，在下一波的暴力边缘行动里发挥出更大力量。我们看到，9．28事件完整而准确地触发了这个机制：冲击纵然被指“非法”却是非暴力的，政权按捺不住疯狂使用暴力，围观的市民尤其年轻人觉得特府绝对过分，同情心爆发，不少人因而站出来参与，造就了其后波澜壮阔的79天占领。
其次，“暴力边缘论”认为，当权者经过第一次不当使用暴力的教训，会提高未来使用暴力的门槛；运动者明白到这一点，下一波的运动就可以提升力量，把行动推到更高层次，顶撞新的暴力边缘，迫使政权再次使用暴力，从而再度陷入围观民众的指摘。如此周而复始，政权只能不断退让却不断施暴，最后或是让步或是倒塌。从这个观点出发，周永康先生说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还只是开始了第一步，往后还有很大潜力，远未到运动者需要采取暴力的地步，是有道理的。
就去年的运动而言，“进取型公民抗命”与“被动型公民抗命”的最大分别，在于政权不会也不必在抬走中环街道上静坐的公民抗命者之时使用暴力，却对非暴力的遮打冲击者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暴力，引发广泛乃至国际上的同情，运动由是增加能量。可以说，围观的香港人反应门槛比较高，三子的被动型公民抗命不能诱发政权暴力，也就引不出市民的同情，遑论投身参与。
三派同归前人路？
接受这个抗争理论的人，同时要有自身承受严重损失的心理准备，因为说到底，这个理论讲的是一个苦肉计，一个动态而长期的苦肉计。
然而，“暴力边缘论”的先决条件是运动者必须有一个长期而分阶段性的抗争观点。一些“七十前”参与去年的抗争，如果是因为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真普选，那么就不会寄厚望于这个理论。如果抗争者局限于“讲求实效”，或者不接受“阶段性成果”的概念，也会认为这个理论太过虚无缥缈。接受这个抗争理论的人，同时要有自身承受严重损失的心理准备，因为说到底，这个理论讲的是一个苦肉计，一个动态而长期的苦肉计。去年的“进取型公民抗命”者，已经不自觉地走上“暴力边缘论”，而且在9．28一役的实践里证成了此理论的第一步有效性。
前人在别处走过的路，在本地还有参考价值。“民主回归”愿望破灭之后，去年的运动开出三条抗命路线，之间的分别相当明显却绝对不是南辕北彻。殊途同归，“暴力边缘论”可能就是一个自然的汇合点。
（练乙铮，《信报》特约评论员、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