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年轻一代人而言，年初二凌晨旺角的冲突，肯定是自己经历过香港最严重的暴力事件。警察向天鸣枪、殴打示威者；示威者抛掷砖头，街头火光熊熊……
冲突过后，坊间一面倒痛斥“暴徒”，梁振英政府当然不会放过机会定性冲突为“暴乱”，建制派（包括曾发起六七暴动的工联会）也借机“强烈谴责”。连民主党、公民党等也纷纷与暴力冲突割席。
然而，网上却是另一个世界：有人赞许香港人终于“勇武起来”、认为“革命”已经萌芽，非暴力抗争已走进历史；有人认为暴力是政府逼出来的，应同情及理解示威者；亦有人认为以暴易暴终将令香港万劫不复，万万不可。各大学学生会则一致站在示威者一方，斥责政权。
众说纷纭，互相指斥，令人窒息。
如何看待暴力？我翻开英国哲学教授凯基尔（Howard Caygill）写的《论反抗：抗争的哲学》（On Resistance: A Philosophy of Defiance），尝试从当中涉及暴力反抗的论述寻找一些头绪，去思考香港当下。
所谓反抗
要思考暴力及非暴力反抗，先要解决何谓反抗（resistance）。凯基尔以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名著《战争论》（Vom Kriege）为本，论述何谓反抗。克劳塞维茨看见革命后法国的拿破仑政权势如破竹，对多国造成威胁，思考普鲁士当如何反抗。其从西班牙的反法游击战中得到启发，写下此书。克劳塞维茨写的是抗战，因此凯基尔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其实也是《反抗论》（On Resistance）。
首先，反抗的本质是双向的。你反抗一方时，对方也在反抗。例如我们反抗政权打压，政权也在反抗人民求变的声音。对克劳塞维茨而言，战争的目的就是令敌人无法再反抗。
这里要理解一个概念，叫“反抗潜能”（capacity to resist），也就是支撑反抗的“物质力量与道德意志之总和”。战争不单是要消除对方的反抗潜能，同时要壮大己方的反抗潜能。例如要对抗拿破仑的法军，必须采取一种虚幻似雾（vaporous）的战术，把战线延长，并施以重复而细小的突袭，时进时退，消弭敌方的物质与士气。
反抗究竟只是纯粹“破”，还是也有“立”？“破”，就是要反击现存的恶，而恶可以是不公、敌人、制度、入侵国家等等。尼采认为此乃“奴隶的道德”（slave morality），是一种反作用，因愤怒而反击导致自己受苦的事物。“立”，就是自己先有“善”的概念，从而在抵抗中令“善”得以确立于世。尼采称之为“主人的道德”（master / noble morality）。对于尼采而言，所有反抗都是“破”的，都是对应邪恶世界的反作用力。
然而，凯基尔质疑此说，并以马克思的论述证立，反抗可以既“破”且“立”。他指出，马克思大力推崇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复仇心态，要对付当时德国入侵，以及推倒旧法兰西共和国留下来的体制。对马克思而言，两者都是帝国主义产物，属于压迫（oppression）的政治。但同时也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否定垄断暴力、官僚打压等旧帝国政治的新世界。因此“破、立”同存。
理性、暴力、与反抗主体性
有人说：理性的尽头就是暴力（注一），此说实在值得斟酌。战争肯定是暴力，但战争当中的政治计算、策略运用、战局考量等，统统需要靠理性进行；在反抗中亦然。不论是暴力或非暴力的反抗，也可以有理性在其中。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解，战争（反抗）本身涉及三元素：“本能”，即原始的暴力、仇恨以及敌意；“机率”与偶然的播弄；以及“理性”，即政治手腕。
克劳塞维茨指出，一旦开始了暴力反抗、开始了战争，不论何方先出手，对方必然反击；一方暴力升级，另一方也必然紧追其后，然后互相不断升级。导致的结果就会是全面战争（total war），以致一方被歼灭，或全面毁灭；这也许就是大家所谓的“无法回头”。
有学者认为，暴力升级至某阶段，就会迫使双方谈判，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有点像古巴核导弹危机）。然而亦有学者非常悲观，认为不可能制止暴力升级，直到毁灭。对克劳塞维茨而言，最重要的是抓紧偶然与机会，延长战线，避免暴力不断升级，同时能令敌方身心俱疲，及消耗其反抗潜能。
我们也要懂得分开“策划者、行动者，及评论者”的位置。例如在一场战争中，大将以及参谋必定要不断行使理性，分析战局，方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在前线向前冲的士兵，可能较多是受愤怒、同仇敌忾，以及求生本能支配。至于战前、战后评论的人，则多少需要理性。此外，某些评论带有政治倡导的意识，看似很不理性，但背后反而是理性的计算。再以骚乱为例，整体而言或许是情绪宣泄、复仇心理居多；然而当中肯定也有理性时刻。例如现场指挥者，不能完全被情绪淹没。
再推展一步：要求纯粹理性本身就背离现实。人是有限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在任何行动前便计算好往后每一步。某些时候纯理性已经无法应付当前问题时，唯有靠直觉以至本能去行下一步棋。而且，假若每个走在前线的人都步步计算，什么行动也难以成事。即使两年前标榜和平、理性的占领，也是开始于愤怒与本能带动的冲出马路。不管是否使用暴力，都会有非理性的时刻。
但我们必须承认，使用暴力，确实比较容易“杀红了眼”失去理性，有不断暴力升级的危机。经过了旺角那夜，大家不难明白。既然暴力反抗 (violent resistance) 很容易导致冲突加剧，那么非暴力反抗（non-violent resistance）是否就是唯一出路？
凯基尔确实比较推崇非暴力反抗，然而他却未有完全否定暴力反抗。对他而言，不论暴力与非暴力，核心在于如何建立“反抗主体性”（resistant subjectivity） ── 通俗或粗疏一点理解，就是反抗意志，是反抗中的“我”究竟为何。记得电影《十年》的《自焚者》中，狱中绝食者最后一句对白是：“维持着我意志的，不是仇恨，而是希望。”我们可以理解，这里的“希望”就是其“反抗主体性”。
对凯基尔而言，不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的反抗，都可以是由对正义之渴求所激发，而且在漫长的不安与不确定中坚忍不拔，展现勇气。凯基尔在书中讨论了几个例子：
暴力反抗：毛泽东与法农
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举世知名，亦影响后来某些共产主义起义，例如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战术策略上，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口诀加上《孙子兵法》，例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等。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如何建立游击战的“反抗主体性”。
首先，毛深信“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与“知彼”是互相扣连的，不能分割；你要知“彼”，方能清楚知道反抗中的“己”。“彼”是一般理解的敌方，也是整个战争格局。前述那十六字口诀，其实也是出于对“知己知彼”的理解。
其次，毛采持久游击战术，展现出强大的韧力与能耐。其“反抗主体性”正正是在漫长的反抗中慢慢建立，甚至发展为“革命主体性”。其中的关键是“胜利”：每赢一场战役、每占据多一寸土地，都能壮实其主体性。
法农（Frantz Fanon）是非洲去殖民化时代的革命家、哲学家，其同样认为以暴力反抗殖民主义及殖民帝国是合理的。他在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书中，述说了暴力反抗的合理基础。
在殖民地中，殖民者视被殖民者为非人类，绝无平等地位。整套殖民地系统都是异化(alienation) 的制度，不但由暴力所支撑，同时本质上就是暴力。“被殖民者”被贱视为动物，但心里清楚明白自己不是动物，是人。正是在这种剥削、践踏中，被殖民者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形成敌“我”对立。
法农所理解的“反抗主体性”，是一种“必须”（necessity），已经别无他法。被殖民者要夺回自己的尊严，“必须”使用武力；而在暴力反抗中，被殖民者会找到力量、勇气与自主。被殖民者基于“必须”而暴力反抗，其后甚至会策略地制造“必须”以持续反抗。例如在肯尼雅（Kenya，台译肯亚）的“茅茅起义”中，反抗者会要求所有人参与袭击。因为大家都“落水”了，别无选择，只能继续，透过暴力解放自身。
甘地的非暴力誓愿
非暴力反抗部分，我们考虑印度甘地的例子。非暴力可以是出于策略考量。正如大家常听到的：政权的武装必然比反抗者强大，以暴斗暴，胜出的一定是政权。此外，非暴力反抗较能获得主流民意支持；获得越多人支持，便越有机会成功。
甘地倡导 “Satyagraha” 非暴力反抗的理由中，策略确实是重要一环，但非全部；其还包括在信仰层面“死也不使用暴力”的誓愿 (vow)。这里所谓的“死”不只是修辞，而是即使死亡在前也坚拒使用暴力。单单视非暴力反抗为策略，那只是表面的，无根的，很容易崩塌；但非暴力誓愿则强而有力。对甘地而言，问题不是“会不会死”，而是“该如何死”、“死得有否意义”。此非暴力誓愿之根基乃真理与正义；活在真理中，绝不妥协。
“Satyagraha” 的意思，就是“坚持真理”。
甘地所要建立的是“和平的印度”。他认为靠暴力建立的国家制度难以和平，只会走上殖民者的旧路，因此要建立非暴力的生活方式，作为暴力逻辑以外的出路。由此理解，不抵抗暴力（包括法律暴力）打压，不代表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是不以暴力反抗，不参与暴力游戏，不遵守暴力法律，从而跳出暴力逻辑，阻止暴力升级。甘地所思考的，是印度整个群体的存亡，而Satyagraha，誓死坚持真理，无惧死亡，就是能使印度强大的“反抗主体性”。
因此，凯基尔认为甘地的非暴力反抗是强大的，甚至是勇武 (militant) 的。然而必须留意的是，凯基尔认为甘地的非暴力反抗，乃是当时对抗殖民主义的有力工具，不必然能化为普世通用的反抗伦理。例如有些人就认为，甘地的“非暴力反抗”在香港不会有效──毕竟当时的印度乃受英国殖民统治，而英国作为民主国家尚有良知，且关心国际声誉，因此甘地可以成功；对比之下，香港的最终敌人是中共，而中共根本毫无底线，亦不怕国际施压，因此和平反抗不会有效。
甘地的非暴力反抗，也肯定不是某些香港人所理解的，纯粹用于政治包装或选举宣传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暴力与非暴力的辩证
毛泽东与甘地同样展开持久反抗，消弭对方的反抗潜能，两人同样也注重如何建立巩固“反抗主体性”。不同的是，毛泽东的反抗乃建基于胜利，甘地的则是真理与正义。凯基尔确实较推崇非暴力反抗，认为毛泽东不可取。然而他并未否定法农的暴力反抗理念，只是指出其建立在“必须使用暴力”的“反抗主体性”不稳定，容易偏离，走向冲突升级。
因此不论是主张暴力或非暴力反抗者，都必须问：那个反抗中的“我”究竟是什么？
主张“非暴力反抗”的人，会批评暴力是出于本能、憎恨与复仇的诱惑，用物质力量惩罚对方，从而得到快感。但非暴力其实也可以是出于本能，出于脑海中被社会社教化多年灌输的“和平”意识。因此支持非暴力也只是一种“自然反应”，不经思索便说“暴力不对”、“暴力不好”、“暴力必错，天地不容”；讲到底，这只是因为“非暴力”比较符合主流意见，容易过活。这种非暴力的思想与倡议，不见得有多理性、多高尚，甚至有意无意配合了暴力的政权。
要提倡非暴力反抗，就应指出此种形式有多大的力量，参与者要付出多大代价，展现决心与意志。绝不是随口说“以暴易暴不好”、“暴力无法解决问题”，甚或“谴责所有暴力行为”。在香港，缺乏强大意志及“反抗主体性”的非暴力反抗，很快便会 (或已经) 沦为行礼如仪的政治表态或宣传。说“暴力必然会失败”也背离历史事实。例如1977年台湾的中坜事件，民众火烧警察局，最终以警察暴力镇压收场；然而事件却成为台湾街头运动的序章。
提倡“暴力反抗”的人，当然也要展示同样的决心与意志，忠于反抗。而且由于暴力行为难免涉及道德难题，所以主张者必须更加努力，取得道德正当性 (moral justification)。援引外国或历史例子或许可取，但也要小心，因为任何比较都涉及“脉络”问题。
例如很多人喜欢说孙文的革命很暴力，甚至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也是暴力，质问：难道要用和平手段推翻满清和暴秦吗？但因为时空不同，社会脉络也不同，这种类比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秦朝时使用暴力几近是常态，但当下香港不是；清末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比当下的香港少，当时人们接受暴力的程度，也远高于今日香港人。某些道德是会随时空而转变的。即使某些道德原则可能不变，但如何在各时各地实行却会有所不同。
从策略考量，亦然。
要证成“暴力反抗”有效，不能只是诉诸于过往“非暴力反抗”的无效，而是要指出香港当下的种种境况，为何使暴力反抗有较大成功机会。“群众支持”肯定需要考虑；毛泽东即使勇武，游击战术了得，但也须靠“人心向背”获胜。有人相信胜者为王，只要最后胜利或明显接近胜利，群众自会跟随。但要思考的问题有二：本身不获群众支持的话，胜算有多大？即使本身不获民众支持也取得胜利，是否必然就能令民众心悦诚服？
相对的，主张继续非暴力反抗者，也应该想一想：假如获得所谓的“沉默大多数”同情，但他们最多所能做的也只是同情，继续保持沉默，那么对运动有何益处？
Synthesis: 暴力与非暴力的共存？
最后，能否“各有各做”，也就是暴力与非暴力反抗能否共存？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不断出现。最经典的，莫过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台译金恩）开展和平反抗运动，马尔科姆（Malcolm X，台译麦尔坎·X）与黑豹党则展开暴力反击，甚至主张黑人优越论。马尔科姆曾嘲讽马丁路德金，二人路线难以融合。
然而有评论指出，到了1960年初期二人理念越走越近，双方都对彼此更为宽容。马尔科姆于1965年被刺杀后，马丁路德金致哀，表示即使二人对于解决种族问题的手法不同，然而其对马尔科姆怀有善意。其余民权领袖如 John Lewis 也纷纷向麦尔坎·X 致敬。
然而香港情况可能更复杂。目前各派别目标唯一相同之处，就是“争取民主”。在此以下，出现许多分歧。而刚好，广义本土派人士相对推崇暴力反抗，广义左翼人士兼泛民则推崇非暴力反抗，因此有所谓“各有各做”。
“各有各做”是否真的可能？以上分歧是否可以纳入为“一个广义民主运动”之中？我个人倾向认为，假若主要理念一致，应该尝试容忍各种手段，各有各做。正如马丁路德金虽然是和平主义者，但并未因马尔科姆主张暴力手段而谴责之。
当下香港，逐步走进绝望政治中。过往和平示威、集会，甚至占领，也无法令香港走出困局。旺角黑夜暴力冲突中，肯定有参与者是出于绝望、觉得无所可失，而掷出手上的砖头。当晚暴力反抗，对某些人而言是希望曙光，但对另些人而言，却是把失望变成万劫不复的绝望。
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停止思考。
最后也向在上位者说一句：我们都想要和平，没有人会全心爱暴力；但和平不会因为激进示威者都被监禁而降临。我们都不想被仇恨占据，没有人喜爱生活在仇恨中；但一日不消除滋生仇恨的根源，仇恨一日都不会散去。
注一：Violence 一词的中文是“暴力”，physical force则是“武力”。一般认为“暴力”带有贬义，“武力”则相对中性。本文会一致使用“暴力”一词，然而意思属中性，仅指向反抗的本质，并无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