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两场百万人游行，150枚催泪弹，20发布袋弹，几发橡胶弹。两周的“反送中”示威之后，香港从此不一样。

反《逃犯条例》修订事态急转直下，情况属近年仅见。到底港府当初为甚么要推出《逃犯条例》修订？后来为甚么会政治急转弯？这应该是许多关心中国和香港政治的人心中的谜团。中国政治运作并不透明，决策鲜有公开纪录和文件可追溯，因此，难以肯定地要回答为何港府会启动《逃犯条例》修订，但观察者也可以从一些政治运作的表象，去猜度暗室里的考量。

首先，《逃犯条例》修订似乎是真的由特首林郑月娥提出，这点大概可以由修例前后的政治动员中看到。在中国，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一定的动员轨迹。首先，党会动员主要喉舌提出关键的政治主张，接下来党的支持者会加入声援，最后则是由上而下地动员一般民众参与运动，千帆并举，营造不能抗拒的舆论声势。可是在今次修例事件中，许多香港建制的重量级人马由始至终都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修订，例如两任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以至许多行政会议成员亦保持沉默，如召集人陈智思，以及任志刚和李国章等。近期香港政圈传出风声，建制中人也在私下批评林郑，罪名亦是指责林郑错判政治形势。这些迹象显示，修例很可能由林郑自行提出，以致动员姗姗来迟。

然而，姑勿论修例是由哪一方提出，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下，溯源意义并不大。林郑月娥一力承担了是次“政治误判”的责任，但事实上反《逃犯条例》修订事件发展至后期，已被中央视为与外部势力的政治决战，林郑未必再有绝对的自主权。早于5月，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就曾多次公开力挺修例，并且有报道指他向全体建制派鞠躬要求他们归队支持修例。如果中央有意阻止《逃犯条例》修订通过，它有绝对的权力要求林郑停止，所以“政治误判”显然并非只限于林郑，而是涉及整个港澳系统对香港民情的错误估算和部署，令北京在事件上吃了一场罕见的政治败仗。

今次港府以至北京在《逃犯条例》修订的让步，被《纽约时报》形容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的最大退让。事后检讨，这次政治误判有几个主要的“死因”。

失算一：社运低潮，反威权价值观未变

第一是低估香港民情。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民主运动被指进入低潮期，既无法再组织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反对派之间亦互相攻击；领导雨伞运动的领袖相继入狱，政府更不断使用行政手段取消反对派政治人物的参选资格，如黄之锋和梁天琦等，对反对派有“斩首”的效果。建制派则乘机取得立法会关键席次，得以修改《议事规则》，令反对派连在议会内“拉布”都做不到。在这种形势下，林郑月娥政府会认为反对声音不成气候，实在自然不过。于是，在《逃犯条例》修订遭遇阻力时，林郑“一手硬、一手软”，优先注重巩固商界政治盟友，把多项商业罪行剔出逃犯移交之列，对民间的反对声音却维持强硬，这完全是一种但求商界议员归队、但求“够票”，只在乎在制度内能过关就可以的政治操作。

然而今日看来，这种“够票就硬闯”的心态，反映当局把过去五年的社运低潮，视作香港民主运动反抗力量的消失，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失算。

政治运动并不会凭空而生，背后往往有一些因素驱使，这些条件前设 （antecedents）有不同的层次。一般而言，民众的价值观甚为根深蒂固，民众的价值观会和其他因素互动，影响他们在个别议题的政治取态，但价值观和政治取态不一定能转化成实质的政治表达和参与。例如，社会撕裂可能会令民众对政治产生厌恶感，即使有想法也不想参与政治；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亦可能令一般人噤声；沉默亦可能形成一种螺旋：因为别人都不说话，于是我就都不说话了。

香港过去数年的政治低潮，可能只是反映了民众短时期内的政治参与欲降低，而并非一种价值转向。政治科学以往的研究结果大抵反映“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会随外在环境改变而在短时间内急剧改变，但“价值观”却很牢固，往往要经年累月才会移风易俗。回归以后，许多港人并不认同中国威权政府所推祟的价值，这种倾向在香港政治的语境中一向被北京理解为“人心未回归”，过去的社运低潮可能令许多人都都低估了港人“人心未回归”的程度。这种反抗倾向，遇上适合的政治机遇，便会来一次总爆发。

推动修例的草率亦可见诸于港府的游说工作。港府在宣传过程中，不止不能令反对派心服，甚至未能说服己方阵营或精英阶层的人同心支持修例。商界有疑虑，外国商会亦不赞同，政府亦未能说服香港律师会、大律师公会及许多温和的法律学者。前高官发声反对修例，建制阵营内亦出现“叛军”，田北俊田北辰两兄弟近乎倒戈相向。

这种众叛亲离的局面，恐怕就是民情在短时间内爆发的诱因。反抗威权政府的运动一向要面对难以动员群众的难题，因为反抗往往是要为了争取所谓的“公共财”（public good），即为社会谋福祉，但福祉既属于大众，个人的得益就不多和不明显，但反抗的“先行者”（First-mover）却往往会被威权政府针对，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重则入狱，轻则在其他生活层面受到打压。不过，如果反抗的人愈多，反抗的成本就会被摊分；行动有机会成功，其效益也就会愈高。在反《逃犯条例》修订案例中，因为后期“反送中”声势庞大，因此连一向少碰政治的商户，都不太怕作出政治表态，容许员工在罢市当天弹性上班。当反对的人多了，法不治众，事后的政治追究便比较难进行。这些政治参与的客观条件成立，潜藏的反威权价值观便迅速形成政治参与，如雪球般滚大。

失算二：无领导社运，政府极难瓦解

第二点失算，是港府针对反对派的“斩首”打击，即透过令反对派的领袖下狱来打击民主运动这一手段，在“反送中”一役是无效的。这是因为“反送中”运动和之前的雨伞运动性质大不一样，令“反送中”运动不太需要统一的指挥。

“反送中”运动并无明显的领导层，主要决策均由网民在各种即时通讯软件、讨论区或在现场作出，这种“无领导”的状态和昔日传统民主运动的形式大相径庭，群众并无在运动成形之后组织起来，亦无建立起领导层。因为网上通讯科技发达，即时的影像传播令运动者可以“眼见为实”，比较容易判断哪里需要人手或资源。事实上，在现场，许多时运动的参与者是哪里人多或感觉到哪里需要人手，就会去该处。在这种运动的形式下，“反送中”的示威游行极难瓦解，因为当局无法再透过和运动的领导层谈判，甚或是拘捕一些领袖来瓦解运动。

昔日民主运动的显例如韩国、台湾等，运动的路径是组织领导层，和威权政府“又倾又砌”（一边谈判一边抗争），时而妥协时而进击，期望建制内的精英慢慢在此消彼长下倒戈，把威权政府推倒。不过这些“经典路径”的故智并不适用于是次运动，因为“反送中”运动起初聚集群众的诉求单一，就是撤回修例，亦不像以往的民主运动般，需要考虑政权更替的问题。在以往的“经典路径”案例中，到运动的后期，民众诉求已变成推动政权向民主过渡，运动的参与者要和威权政府互有攻守，亦要开始考虑运动后的问题，例如政府要如何改组，如何组党，把运动的能量过渡到日后的选举上。

但“反送中”示威目前仍不需要处理这些考虑，是以这种无领袖式的示威对港府而言非常难以应付，血腥镇压显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防暴式的驱散人群及零星的拘捕也无法打断运动，运动对政权而言不啻是顽疾。

失算三：国际形势及舆论改变

香港政府的第三点失算，当在于国际形势及舆论的改变。

《逃犯条例》修订引来西方媒体关注，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香港民众，是次运动既无打砸抢，城市亦如常运作，以是次运动规模之庞大，这种情况可谓罕见。这令西方不少报道和评论极之欣赏港人的素养，甚至有人把是次运动捧为当代不合作运动典范的趋势。这种舆论的同情，亦令中国在贸易战的处境雪上加霜，让美国政府有更大的动机和借口，以取消《香港关系法》和各种制裁法案来进一步打击中国。所以，香港局势失控，必非北京现时所乐见。而林郑月娥和整个港澳工作系统的责任，在北京高层的眼中，亦会变得愈发明显。

中共对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的自由倾向其实不无戒惧。在当代香港政治评论中，常有人把“一国两制”的设计视为抵抗“红色中国”入侵的屏障，但如果这个屏障存在，其限制显然是双向的。“一国两制”既展现出国家怀柔的身姿，又为未来预留地步，巧妙设限严防香港。在香港的政治设计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特点。第一，香港在“三权分立”以外引入了特别的“行政主导”体制，限制议会的权力，议员提出的法案需要在分组点票同时获功能组别和普选组别两组通过，才能变成法例。这样民主派无论取得多少民意支持，也无法限制中央委任的特首。第二，比例代表制是一种保障弱势政党的选举制度，当年制订的原意显然是为了不让取得大多数民意支持的民主派赢得太多的议席，威胁港府的管治权。但这种设计也倒过来令建制派形势转好后，亦难以大胜民主派。第三，北京在港的权力，是透过在《基本法》中留下大量备而不用的条款来体现的，例如，释法权和中央任命特首的权力等，一旦中央行使备而不用的权力，则香港的人事任命权和法律解释权，均随时可以被完全剥夺。

换言之，“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是一个自治体制，但北京差不多保留了一切关键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一国两制”底下的自由和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有本质上的分别，那是一种由上而下、赐与的自由，是一种临时的怀柔手段。这种政治设计完美体现出中共的威权务实风格，既怀柔，却又不失可能性，其实是中共改革开放初期“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国策的自然产物。外界在讨论一国两制的动机时，经常聚焦于其作为统一台海的“示范单位”作用，但其实“一国两制”的务实怀柔设计还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希望融入国际现有秩序的意向。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一直维持“韬光养晦”的国策，放弃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抗，不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寻求融入国际经贸体系。这个国策现在看来在当时属空前成功，中国对外的经贸关系得以正常化。放弃意识形态的对抗，为中国换取了平稳发展的黄金三十年，慢慢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变成第二大经济体，隐然取得挑战美国的资格。

对于当年的中国而言，香港是华洋杂处的国际金融城市。1980年代的中国渴求外资，在当时的政治时空，维持香港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中国把香港保持现状，可以展现出不与资本社会为敌、愿意融入国际金融秩序、成为“正常国家”一员的诚意。1980年代的中国需要香港这个窗口，需要借助它的资本、人才，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冒大不韪毁掉香港，引来国际哗然。所以最佳的选项，是保持香港原状，不去折腾。

相对来说，西方国家也陆续让中国加入重要的国际组织，与之建立正常邦交，共同建构出当代的经济经贸体系，反映西方一直相信中国这个贸易伙伴。而且，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不少威权国家相继民主化，例如东欧、苏联、台湾、韩国等。这些国家民主化的经验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亦令西方国家相信，中国在市场化之后，也会慢慢民主演变。

然而这种民主演变并未发生，随著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威权体制变得更加自信，更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其中一个关键的时期是2008年金融海啸，当时西方国家纷纷到中国求援，言语恭顺，唯恐中国投资不来，更兼中国举办奥运成功，其后到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对西方政策渐渐由顺服转为竞争，中共对外更加进取，对外转趋强硬：外交上向西面突破美国的封锁线，推出一带一路的国策；军事建设方面向南海推进，并以政经攻势渗透台湾和西方国家；经济上推出《中国制造2025》等，补贴高科技产业和西方竞争，亦被指偷取西方企业的高科技机密。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对外政策转趋积极，加上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令美国慢慢发现中国不止不会变，甚至成为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一个异质性政治体，美国舆论和政界开始转向，视北京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贸易战因此爆发。

在香港的层面，北京怀柔治港的政治需要亦随时间过去而减弱，香港既无法再成为对台湾的一国两制示范单位，中港的经济力量对比也已逆转。但香港长期的开放和自由倾向，就成为一个愈发明显的国家安全漏洞。

香港人经常不明白为何在香港的政治斗争会被动辄上升到与外部决战的水平，但对中共而言，香港是自由思想传播的窗口，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政治炸弹。中共作为一个威权政体，承受政治冲击的能力其实比不上西方的民主政体。比如说，当西方国家经济低迷，民众不满，可以换掉总统和执政党，但中国一旦陷入类似的麻烦，却无法以政党轮替的方式解决认受性的降低。

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几乎没有陷入过明显的衰退周期，但若有一朝这种增长不能持续，则终究要面对如何在经济低迷时解释威权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当中共治下的中国经济强大，香港的自由倾向便被边缘化，被内地人嗤之以鼻，但如果中共的经济表现转为弱势，香港会不会成为一个自由思想传播的窗口？内地人会不会开始思考专制的不足，而转为推崇香港的自由体制？是以中共一直希望消灭香港的自由倾向，令其不再成为一个潜在的“国安”或“党安”危险，这恐怕亦是中共为何顺理成章支持林郑修例的原因──收紧香港控制的方案如果能通过，何乐而不为？

不过国际形势的转变和贸易战的到来，对中共而言显然来得太过早。在美国接连出招打压中国企业的同时，中国几乎找不到有效还击的手段，只能零星反击，尽力谈和。贸易战的战况亦反映出中国地缘政治的恶劣情况，它在国际上几无可靠的盟友，一众发达国家即使不帮助美国，亦没有可能助中抗美。是以明显地中国在贸易战爆发之初，就不断希望求和，并不愿意打这场对它没有好处的战争。

香港怎可能是孤岛？

在这个前提下，《逃犯条例》修订和其引起的争议，甚至是“一国两制”底下的香港政治发展，其实都反映了共和国过去三十年国运的发展：早期克制，后期扩张，并在遇到巨大阻力时策略式退守自保。中共早期在香港事务上非常克制，而《逃犯条例》修订则是中共近年收紧香港自由的一个体现，但事件在今日的中美新关系下，不可避免地涉及中美的角力，结果中共不得不策略性妥协，在这个高度上，中共面对的不止是香港的公民社会，而是国际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冲突。要理解中共为何屡以“国家安全”的语境来理解香港政治，便必须理解这背后的中国政治文本。

所以，“反送中”之后的香港政治亦很可能会在这个框架底下继续发展。香港的公民社会业已建立，必将和威权政府长期斗争，这一点几成定局，民主运动纵有高潮低潮，但其反抗倾向已不可能在中短期内改变；但威权政府的回应或高压或怀柔，亦不可能不被国际地缘政治势态所影响。近年香港经常有一种思潮，认为中港并非命运共同体，主张不理会中国政治而专注于香港政治发展，但显然香港不止和中国命运紧紧相连，亦不会不被国际局势发展左右。在地缘政治上，怎会有地方是孤岛？

（梁一梦，传媒人，政治传播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