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春入夏，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全季结束一个半月，网络上与现实里，仿佛早已风云变幻，议题流转。惟那些曾经被一再揭露、也被一再搁置的社会伤口仍在那里，等待更多人去面对。
尘埃即落，可以确定的，是《与恶》这部努力呈现“无差别杀人”这一台湾公众性“伤口”的台剧，在台湾本土大结局收视率高达3.4，目之所及是观众不遗余力的支持，甚至有人从PTT“台剧板”上自费购买了若干个“公视+”帐号再分送给网友。有趣的是，这轰动还拂过海峡，冲击对岸。拜网路资源之赐，该剧在中国同样收获极佳口碑——“豆瓣”网站评分高达9.5，超过17000多条豆瓣短评里，不乏这样的检省：“我们讲同样的国语，我们面临同质的社会议题，但我们不敢拍，也拍不出如此剥开鲜血淋漓现实的剧集。”对许多中国观众来说，《与恶》不但刷新了不少人对台剧的以往认知，更触动了许多深层面的思考。
就是这样，一部《与恶》让两岸三地蓦然发现，台剧的质素与水准已在华语剧中遥遥领先。但对于其编剧、也是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两届得主吕莳媛来说，《与恶》引发的后续效应却并非预期之中：“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一般观众会有点犹豫的题材。”她曾预期创作这部剧会带来争议，却并未预计到如此强烈的回应和多元讨论。并且，若以社会写实为基调的电视剧论，公视近年其实制作了不少，这些都让人好奇为何单单《与恶》能穿透不同地域的同温层和受众群，掀起如此强烈的热潮？
台剧成功输出的也不只是优质内容，更是某种相对理想的社会关系。而后者留给对岸的润物无声，才更为深远珍贵。中国观众说：“我们讲同样的国语，我们面临同质的社会议题，但我们不敢拍，也拍不出如此剥开鲜血淋漓现实的剧集。”
大数据真有帮助吗？
《与恶》能够征服台湾以外的观众，原因之一是它“输出”了一种很台湾式的注重同理共情的观念，而呈现这种观念的起点，就是编剧吕莳媛所关心的“了解社会重大事件中参与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