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逃亡，王超华做了一件她最不喜欢的事情：向别人证明她是“王超华”。
在1990年被香港黄雀行动营救之前，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中国公安故意放的诱饵，她必须证明自己“于1989年4月代表研究生院参加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会，并担任常委、副主席”，证明自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于二十一名通缉学生名单中第十四名”的那个王超华。
逃亡30年后，2019年的台北，王超华向记者回忆起这段经历：“1990年的春节过后，北京已经解除戒严了。对方不能确定我是不是王超华，那就让我写一封信，给在美国留学一个朋友。写得好家常，但非常具体的小事。我给她写了，上次我孩子出生的时候，因为妳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妳就把那张小木床送给我了。这小木床相对来说体积大一点，她不会忘记，又是我俩才知道的事情。信辗转送到她手中，确认了我是王超华，就不让美国那边跟我联系了，要切断关系，因为线索越少越好。接下来，香港那边（黄雀行动）开始跟我联络了。”
我确实不是一个小人物了。我开始体会到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而生存的痛苦。在那半年多里，对每个可能接触我的人来说，附着于我的政治标签的意义都远远大于我做为一个个体的其他意义。
“去坐火车的时候，我问，我能不能再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眼？接我的人说，不行，太危险了。我路上往广场的地方远远看了一下，好像还能看到一点点。天安门有灯光，就能看到一点，就是最后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