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脱口秀节目《爱国者有话说》（Patriot Act）今年初的一集中，摄制组询问两个在美的中国年轻人，历史书上是否有“六四天安门”事件。显然这是一个“难题”，他们略作迟疑，摇头表示书上没提过。主持人哈桑（Hasan Minhaj）一脸“难以置信”地评论到，这就像你问美国高中生历史书上是否有911，他们困惑地回答说：“911？是JayZ发布专辑《The Blueprint》的日子吗？”
这短短的一幕，代表了三十年来六四在民主社会主导性的媒介镜像。它往往不独立出现，而是作为当前社会问题的参照系而存在。运气好的时候，六四尚且被看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运气不好时，它就只是个用来嘲讽中国的笑料。当然，并非只有六四遭到了这般待遇。从拉美诸国的反政府抗议到中东的革命，将威权国家的群众抗争与革命他者化，作为己国民主的反面对照，构成了欧美社会常用的精神胜利法之一。
在1989后的前二十年，这种冷战思维主导下的精神胜利法尚可被威权国家的行动者策略性地利用，来为资源匮乏的民主运动提供些许活动空间。然而，过去十年全球政治的极化、文化代际的更替，已经让支撑海外八九六四论述的这套二元话语失去了大量群众基础。纪念方式的固步自封，加上媒体和商业力量的推动，也使六四在全球的群众运动抗争版图上显得越发孤立、无关紧要。在三十周年的今天，当脱缰的世界把后冷战的自由主义共识远远甩下，我们需要新的力量和批判，新的盟友和想像，把被围困的六四论述和时代光谱重新对接起来。
六四话语的主流与边缘悖论
针对六四的讨论和纪念，越来越只剩下工具价值。只有它能够和主流建制派议程结合的时候，它才会被人搬上台面。
三十年来，境外的八九六四记忆，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两重性。一方面，“坦克人”（Tank Man）的形象在民主社会早已深入人心。它出现在大学讲堂、纪录片和历史博物馆里，闪现在街头文化衫、网络meme和宣传片中。一个出生成长在欧美社会的普通人，即便对当年事件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也不太可能从未见过坦克人的影像。中国以外的社会，帮助保存了大量关于广场的记忆，提供了讨论六四的宝贵空间，也慷慨接纳了八九一代的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