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9年4月号的文章，文章经杂志授权转载，因篇幅所限，略有删减。端传媒已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建立长期稿件资源合作关系。
大家似乎都同意，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一个是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另一个就是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起的“文学革命”。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当然先从后者（白话文带动的新文学）说起。
白话的提倡和接受是跟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密切相关的。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从殖民统治挣脱出来后，都必须处理语言统一的问题，越南、韩国和希腊皆是如此。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除了是民族国家语言的宏观问题，更涉及了传统和现代的纠葛。胡适提倡白话文，同时力主建设新文学和新文化。他的口号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国语基本上就是白话，但这白话需是全国人都使用的白话，广泛地牵涉到口语和读写。他自觉地要以一种生动的、统一的语言打造“国语的文学”，加以宣扬，让人学习，然后达成民族国家语言之建立。至于陈独秀，他在〈文学革命论〉里提出了鲜明的口号，要分别以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来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这一百年来，陈独秀的口号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为人熟知的潮流，并派生出许多不同的变奏。胡适和陈独秀俱意在推动文学革命，却没有时间兼顾运动背后的细节。例如，胡适讨论过很多大问题：甚么是文学、甚么叫新诗等等，并在长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大谈文学创作的问题，好像甚么都懂，却从未深入研究那些问题。
五四运动领袖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根柢。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说，诗和文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书写形式，而胡适却提出一律要用白话来写，急欲取代文言，于是就使传统和现代形成了对立的姿态。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传统是否真的被推倒、消失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传统是以何种形式存在于现代？民初不少学者文人如林纾、王国维和刘师培等，都是用古文写作的。不单林纾十分反对用白话写诗文，不少人亦对能否以白话文写出艺术作品表示怀疑。反对白话的人看上去很保守，但他们其实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曾留学海外，跟五四新派人物还是有许多相通之处。对民国初年的人来说，传统就在生活里面，它是活生生的，无所不在；但当他们需要推动一个新的运动时，就自觉要把传统的门面打倒或重造。
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在过去一百年多来，这是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林毓生首先提出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注1），引起了当代学术界的热烈讨论。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打算重新审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