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端传媒已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学术双月刊建立长期稿件资源合作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是备受中国研究者、观察家们关注的一段时期，如何评估、如何总结、如何继续进行，这些问题在2019年也是被持续关注的。本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2018年12月号，由著名社会学家周雪光教授撰写，一窥中国改革四十年的路径与巨变。端传媒经《二十一世纪》授权发表，原文标题为《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改革四十年》。因长度原因，文章将分上下两篇发表，本文为下篇。
上篇请见：周雪光谈改开40年（上）：调动“诸侯”竞争，改革开放冲破封闭稳定的蝉茧
社会是改革风险的承担者
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百姓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承担了改革的代价和风险。中国民众为中国四十年的大发展提供了最为需要的资源：廉价劳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推动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规模愈做愈大，水涨船高，社会各个阶层均从中获益。但任何制度性变革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而且影响程度不同、方向不一。前面说到，开放提供了榜样力量和竞争压力，调动了“诸侯竞争”的积极性，提供了让企业家用武的天地。毋庸置疑，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活跃的部分是民营领域。在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搞活经济，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地推动了中央政府放手改革的政策取向。民营企业在提供基本生活品和发展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社会生活活力等民生基础建设方面成就斐然。近年来，在高科技领域中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日益明显，这些方面已有大量讨论。
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百姓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承担了改革的代价和风险。中国民众为中国四十年的大发展提供了最为需要的资源：廉价劳动力。2009年底，美国《时代》（Time）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中国农民工获得第二位，这个结果不无道理。改革开放早期，多数民众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但近年来财富分配悬殊状况日益恶化，社会流动固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特别是体制外的民众，既是改革的具体承担者，又过度承担了改革的风险和代价。
首先，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穿梭在家乡与各个城市之间，从工厂、建设工地到服务业，在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存，求温饱。几年前，我在北京与外地来的理发师傅闲聊，问起他的生活状况。他提及他们夫妇俩在北京过着艰辛的生活，只是因为孩子的前途才在这里坚守下去。听到他的话，我心里一惊，因为在美国也从许多移民口中听到几乎同样的表述。我在美国加州居住，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许多拉美移民提供的服务，如街道清洁、花木养殖、房屋修建、社区维护，等等。他们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当地居民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思考一下，中国大城市中的农民工也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在经济繁荣、急需劳动力的时期，这些农民工被各种招工渠道吸纳，加入城市建设大军，提供廉价劳动力，推动城市发展；但他们不能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如子女教育、稳定的居住环境、基本的劳动安全保障，甚至不能得到应有的劳动力回报。当经济不景气或城市进行整顿治理时，他们则成为挤压排斥的对象，真可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也因此更多地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其次，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家推动实行抓大放小，将中小型国企私有化的政策。在极短时间里，大批工人下岗，基本生计难以维持，不得不在半路改行，各奔生路，甚至摆摊贩卖，以谋生存。他们是怎样渡过如此难关的呢？在那个时期，作为负有提供均等化公共产品职责的政府，既没有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也没有资源来完成这一职责。下岗工人所依赖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扶持、友邻相助，以非正式制度来分解和消化政策产生的巨大压力和代价。一个如此重大的政策决定、如此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其主要成本是由政策波及到的下岗工人和与他们相关联的千家万户来承担的。
再者，近些年的城市土地开发，以及农村土地被廉价征用，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圈地运动”，即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将土地要素转化为资本要素，以实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离开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其生存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虽然各地政府采取了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来减缓这一过程对失地农户的影响，有些城市郊区农户也因此有了可观的回报，但失地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其未来生计前景，包括子女教育、就业机会和社区建设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
提出以上的观察是想引申出这样一个看法，即中国四十年大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自我生存、自我救护的机制。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的家庭、家族、邻里、社区有着密集的关系网络，有着互帮互助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政府的压力，减轻了公共产品需求的压力。美国社会学家怀特（Martin K. Whyte）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渊源〉（“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以上观点，特别强调中国的传统家庭与家族的文化和结构，对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动员资源、劳动分工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注6）。我在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社会支持这一重要功能。我们看到，家庭提供了众多私有企业、商贩摊位经营的基本资源和劳动力。这些年来，家庭机制又承担起幼儿抚养、医护养老的功能。家庭资源分享、邻里互助、社区支持，提供了非政府性质的社会安全网；密集深厚的人际关系网络被用来动员资源，共享资源，彼此扶持，渡过经济发展中的坎坷难关。
可以说，中国的底层社会、流动人口为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犹如那些外来移民为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然而，近年来社会不平等的严峻现实，伴随着社会流动迟缓、社会阶层和机会结构日益固化的趋势，令人担忧。建立一个流动开放、公民权利得到基本保障的生存环境，调节理顺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和机会分配，是保证改革开放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未来的挑战
这四十年来的巨变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和潜在危机，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和权威基础的冲击。这些压力和冲击诱发了各种力量之间的高度紧张和互动，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点。
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察：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惯有轨道上的一个“脱轨”阶段，即跳出历史上封闭自守窠臼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正因为此，我们看到这四十年来的巨变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和潜在危机，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和权威基础的冲击。这些压力和冲击诱发了各种力量之间的高度紧张和互动，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点。如果说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巨大活力和能量，这段经历也同时显示出中国传统力量的坚韧性和历史依赖性。不难看到各种强大力量，包括历史的惯性，试图将中国重新拉回旧的轨道上去。
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已有体制的认可和自信。的确，中国的集权体制有利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很短时间里，集中力量资源于已有的知识和工程技术领域中，取得突飞猛进、赶超目标的辉煌成就。可以说，中国特有的集权体制，包括各地政府的动员能力，将这一制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制度比较角度来说，不同的组织形式在不同条件下各有长处，并没有固定的优势或劣势。而且，组织在某一方面、在一定时期的优势可能恰恰成为另一方面、其他时期的劣势。我们可以从组织的多重过程来解释这一现象：第一，组织的成功经验常常以稳定的结构方式加以保存，使得组织愈来愈趋于在某些特定方向上发展；第二，组织的学习过程保存了成功经验，增加了自信心，从而导致对未来环境作选择性的观察和解读；第三，组织中的政治过程导致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影响战略态势的判断和决策的方向。当外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急需进行重大调整时，上述组织过程就会导致组织结构僵硬、反馈机制失灵，决策取向受到严重束缚，难以做出及时的、适当的组织决策和制度转变。在面临困难和危机、急需组织变革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时，强大的组织力量常常会从以往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库”中，寻找自己最为熟悉的工具来应对。据此，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J. Arrow）这样写道：“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历史上的巨大灾难。这种对过去目标的信奉使得我们恰恰在后来的经历表明这一信奉应该改变的时候，反而强化了最初的承诺。”（注7）因此，对以往信息和经验的路径依赖导致了组织僵化和衰落，这一趋势一再出现在历史上组织和国家兴衰的各种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之旅，如何能够寻找持续的动力，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条件，是未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未来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与现有权力制度间的张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为深刻的变化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即从观念一体化、群体间高度同质化到观念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群体多元化的转变。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历史大趋势。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改革开放历程见证了一个方向相反的双重过程：一方面，组织机制、组织规模和组织能量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逐渐仪式化，在社会整合上力不从心。随着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执政党与知识份子、宗法组织、社会团体难以通过观念一体化加以有效整合，只能更多地依赖强有力的组织制度连系起来。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参与和主导社会建设活动，将许多领域纳入其“无死角、全覆盖”的管理范围，也因此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各种强制性的组织措施应运而生，例如名目繁多的仪式性活动、严格的规章制度、政治活动打卡计时，数字化技术管理，等等。
在许多情形下，政府的社会管理力图压缩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范围和程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张力甚至冲突。与生产组织过程不同，社会生活涉及千家万户，不同群体，方方面面，不同诉求。具有向上负责制结构的政府组织，在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时有着高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这一组织形式恰恰难以适应和应对自下而上的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通过行政链条和组织激励机制，力图将社会不同领域强行焊接为一体，因此愈来愈显示出简单、生硬、武断的特点，一系列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近年来，不同形式的抗争冲突广泛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深刻矛盾。在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今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个整齐划一的一元化官僚组织是否可以与日益多元发展和复杂精细的社会和谐共处？究竟是以新的组织形式来适应多元发展的社会，还是原有的组织结构将社会强行束缚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之中？
引人深思的四十年
不久前，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了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1985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四十周年的演讲稿。其中有这样的警示：
四十年，对个人的一生，对民族的命运，都有重大意义。这里，请允许我再次提到《旧约》。对每个人，无论他信仰甚么，《旧约》都蕴藏着真知灼见。在《旧约》中，四十年扮演一个经常重复然而至关紧要的角色。
以色列人在旷野度过四十年，才进入上帝应许的土地，掀开历史新篇章。那时，父辈执掌权柄，完成世代更迭需要四十年。
然而，《旧约》的另一篇告诉我们，对蒙受的帮助和拯救，人的记忆经常只能延续四十年。记忆消失之日，就是平安终结之时。
可见，四十年永远是个重要时段。四十年足以改变人的意识。四十年，足以让我们告别黑暗时代，满怀希望迎接美好的未来；四十年，也足以让我们的遗忘结出危险的苦果。四十年的这两种效果，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在社会和经济经历了重大变迁的今天，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历史性抉择。展望未来，我将自己在1990年代初写成的〈中央集权的代价〉一文开头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方括号里有两处小改动，注8）：
中国经济改革〔改革开放〕的前景面临着两个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寻找一条促使中国改革具有内在动力、不断深化的途径。综观历史上大的社会转型，往往不同的机遇与选择导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社会后果。因变革途径坎坷挫折而半途而废的例子不在少数。第二个挑战是政治上的利益分配。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同时也是一场重新规范权力结构，重新界定社会利益分配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集团随着改革措施对其利益的影响也在不断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演变必然导致政治的和经济的新的要求与冲突。简言之，中国社会的未来仍然面临着因社会转型所引起的巨大改革风险与政治压力。我以为，中国改革成功取决于政策制订者是否可以选择一条分散改革风险、分散政治压力的途径〔制度安排〕。
（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注6：Martin K. Whyte, “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4 (December 1995): 999-1019.
注7：Kenneth J. Arrow,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4), 29.
注8：周雪光：〈中央集权的代价〉，载吴国光编：《国家、市场与社会——中国改革的考察研究 1993至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页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