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2. 咸鱼姬，tangtang回应《中国农村有2000万单身汉，为了娶媳妇，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咸鱼姬：
过去的计划生育准确来说其实是强制性一胎制。性别比例失衡的核心原因不在于一胎制本身，而在于人为性别筛选。性别筛选造成性别比失衡的核心原因则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父权影响，通俗点就是重男轻女。文中把性别比失衡归结于一胎制，不过只是看见了表面因素。倘若人为性别筛选不存在，强制性一胎制说不定还能迅速平衡性别比例。
如果没有强制性一胎制，那一千万个女婴出生，会有什么改变吗？还是有的，例如可能多出来一千万个“扶弟魔”，被原生家庭吸血；也许多出一千万个女孩无法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让“光棍”们不费吹灰之力即可传宗接代。底层女性固然生不如死，中产家庭的女孩亦不过稍微被人道点对待，父母心中仍然在想“男孩就拼尽全力买房供留学，女孩随随便便安稳就行”。
在父权社会里，性别比失衡，女性是货物；性别比没失衡，女性是附赠品。这已经不是风靡一时的屎味巧克力和巧克力味屎难题，仅仅是同一坨大便的两种吃法，毕竟屎味巧克力好歹本质还是巧克力。
不去改变父权思想，不去改变把传宗接代当作人生唯一价值，总是诉说“光棍”们多么无奈别无选择，到头来仍然是在讨论如何剥削女性，如何让“剩女”“扶贫”。多胎制成为父权的救命稻草，同时也必将女性推向另一个深渊。
@tangtang：
1.区分两个问题：其一，强制一胎是不是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或者说前者对后者有没有促进作用？答案是肯定的，参见刘华、钟甫宁、朱晶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载于《人口学刊》2016年第4期：“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其二，强制一胎是不是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的话，重男轻女是主要原因吗？个人观点是，一旦出现性别比失衡，那么重男轻女是根本原因，但重男轻女并不必然导致性别比失衡，后者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一个远的例子是日本，重男轻女也很严重，但是出生的女婴多于男婴。一个近的例子是我母亲的家庭，她是50年代生人，虽然家里非常重男轻女，但是性别比平衡，兄弟姐妹加上她刚好三男三女。我推测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里条件还可以，不介意养个女儿，并且就算给女儿的资源不如儿子，也够她长大读书自立。
2.有人认为强制一胎反而改善了女性处境和性别比失衡，这个观点我实在无法苟同。任何一项措施都有受益者和受害者，我不否认强制一胎给家中独女带来的好处，但是另一方面要看到那些本来会遭遇重男轻女但是可以活下来、却由于强制一胎而失去生命的女婴，要看到那些被强制堕胎、强制避孕因此遭受种种身体和精神折磨的女性，评价强制一胎的时候，必须考虑她们受到的伤害。我是独女，因为我母亲之后流产了意外怀上的男孩，并且上了节育环，这个环在她身体里一放就是三十年，和血肉长在一起，必须手术取出。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很多，直到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你妈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很痛苦】，那一刻的恍然大悟。苦难可能披着寻常的外衣，不要无视它。
3.诉说光棍的痛苦等同于讨论乃至鼓励剥削女性吗？那么诉说河北农民的艰辛等同于讨论乃至鼓励焚烧秸秆污染大气吗？等号不是必然的，也是需要诉说者和倾听者尽全力避免的。光棍问题背后是农村经济、教育上的落后，改善非一日之功，姑娘们想过更好的生活愿意在城市婚配无可厚非。只是三千万女婴之死城市农村都有份，城市男性凭什么可以少支付代价？这算不算一种特权？
@咸鱼姬：
@tangtang 1、排除人为性别筛选等变量，强制一胎或自由生育都不会造成性别比严重失衡，这是一个纯粹的概率数学题。强制一胎制促进的是人为性别筛选这个变量，不是直接促进性别比失衡，而最终决定性别筛选结果的是父母的性别偏好。如果育龄人口的性别偏好比例趋于男女平衡（如50%偏好女孩50%偏好男孩），那么人为性别筛选也无法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衡。
2、性别比可以反映社会的性别偏好程度，但不绝对反应性别平等程度，性别比没有失衡不等于女性没有被剥削。重男轻女家庭中，女孩优先辍学打工供养兄弟，优先出嫁赚彩礼，她们的生存质量远远不如同家庭的男孩。然而，大部分人只关注她们是否能出生，却不关注她们是否生不如死。通过增加底层女性数量来解决“光棍”问题，同样也是一种把女性视为资源的剥削。对于育龄女性而言，被视为一次性行走子宫还是可再用行走子宫，地位上也没有任何改变。
3、是否符合人权是计划生育（无论是过去的一胎还是现在的二胎）的争议点之一，但这个争议点并不决定性别比是否失衡。
3. 球君，回应《吴国光：人文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关怀——韦伯、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
这是一篇关乎屋子里的大象的好文章。提到社会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也想起周飞舟老师所说，人人都可以是“社会学家”，采访对象往往比研究者更聪明乃至智慧。然而这不能抵消有价值的社科研究。社科研究似乎难在一种边和研究的对象一起跑还要一边观察和输出。面对现实，或许我们无法始终淡定，但要镇静以避免粗糙片面的判断，或许我们需要愤怒的激情以抵抗沉重日常对身心的消磨，但更需要的是建设性地利用自身的痛苦和敏感，依靠一种开放和诚实的态度去挖掘更多观察和分析的可能性。
4. yanggubv，回应圆桌话题《伦敦政经学院地球仪艺术品引发主权争议，你怎么看？》
这些艺术作品本来就是让人来讨论来争议的，何必在意台湾在地图上是不是属于中国。现在中国国家的实力和安全，其实基本与台湾是否属于中国无关了。台湾曾经重要，因为它的土地，资源和战略位置。但是从50年后回头看，在一个信息化，智能化的未来世界里，这些资源和地理优势其实会越来越不重要。一个国家的国力不单取决于领土，而更是取决于他的人民素质，科技发展和工业体系。中国有海量人口，大片国土和海疆，统一市场和完整的工业，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梦寐以求的超级硬件基础，只要统治制度这个软件不出大的问题，自然就是世界顶尖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大陆根本不应该把精力放在统一，而是应该集中所有力量提升教育。
关于统治制度我不得不多说两句：无疑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问题不是独裁还是民主，问题是它的低效和不稳定。大量资源被滥用和浪费。而民主其实只是一个制度选择，虽然它的效率不见得比独裁高，很多时候甚至更低，但是它在某些情况下，展现了比独裁制度更稳定的特质，因此在与独裁制度比较下显示了优势，仅此而已，根本不神奇也不神圣。但是这点，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和阅历才能体会。
长远来看，优胜劣汰是必然的。但是我希望，中国确实能走出一条新的路来。这条路是什么在哪里我想没人知道。但是现在的环境下，远有美国压制，近有台湾日本滋扰，还有个不那么靠得住的俄罗斯，中国所受的外部压力这么大，改变的动力也是这么巨大，说不定真可以逼出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好f制度。
5. Wednesday，回应圆桌话题《伦敦政经学院地球仪艺术品引发主权争议，你怎么看？》
此事有趣之处在于，为何伦敦的一个装置艺术作品会引发台外交部和驻英代表处的严正关切？
安全研究领域中哥本哈根学派有一种理论叫“安全化”（securitization），即某一文本、图像如何就从日常的话语被建构为一种存在的威胁，进入到了国家安全的领域，进而需要非常的措施，这个过程就是安全化。
个人以为，这次的事件就可以在Lene Hansen教授提出的“图像的安全化”这一理论框架下理解。艺术品本身并不涉及安全，而是要与特定的文本和话语相互作用才会成为“威胁”。这一过程包括四个层次，艺术品本身、艺术品自带的文本、更广泛的政治话语背景、以及最终将艺术品进行安全化建构所呈现的意象。
“反转地球”本身只是一个大型金属球体而已，其视觉显现是即刻的，但含义是模糊的，因此就需要与作品直接相关的文本——地图的标注——来构成图像—文本的互文。这时作品本身依然停留在艺术的日常领域——多数观众只会关注其颠倒现存世界的寓意，直到遭遇到了“两岸”、“以巴”这种冲突话语的阐释。在LSE中国学生会向校方发出的声明中，“反转地球”的地图颜色和标注被识别和解释为“支持台独”的文本，使用了大陆留学生熟悉的威胁“祖国统一”的话语。此后台外交部发言人3号和9号的两次表态，使得“反转地球”作品上升到了能“贬损国家地位”、“损及台湾国家尊严及人民情感”的高度。一件艺术品由此被认定为迫切的威胁，进入安全化的轨道和国际政治的议程。既然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未来几天就能看到陆慷的表态了？
回到这件作品来说，一旦接受安全化的逻辑后，观众就失去了欣赏这件作品本身的能力，作品试图传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的含义已经被迫切的威胁意象所遮蔽。
6. 苟利国家，回应圆桌话题《共青团建议三年内组织千万人次志愿者下乡，能否解决城市就业岗位不足问题？》
法国著名汉学家潘鸣啸在他的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提到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经济的原因。一方面，毛希望用知识青年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同时用这些青年加强边防地区的战备。另一方面，下放知青又能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失业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失业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尽管有户籍制度等的种种阻挠，农村人口还是大量涌入城市，造成了大量的失业现象，大量游手好闲的人流浪街头。为了缓解这一现象，当时政府想出的办法，不是【驱除低端人口】，而是将大量青年下放，以此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如此看来，中国当代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因此也有可能采取相同的方式。
同时潘鸣啸的书中也提到过，上山下乡也存在着意识形态驯化的动机。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一种高度的厌恶，因此觉得新一代成长起来的青年被知识分子“毒化”，不再认同他们的世界观。如何改造这些青年呢？毛想到的办法就是将其下放到农村，借助体力劳动来使其更为贴近农民。同时毛也是在塑造自己【“魅力领袖”型威权】：一方面毛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权威，同时又将自己的理想加于青年身上，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而这些在习的身上，我们也能找到他性格与意识形态中发现与毛相当多的重叠。而现实是，现在的青年既有许多与习意识形态并不完全统一，又处于失业充满不满的状态，习是否像毛一样，对他们有着“意识形态”驯服的想法呢？
至于那些说这个运动不是强制的朋友们，上山下乡50年代的时候也不是强制的，但到了文革的时候才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地把青年送下乡的举动。既然现在与过去有着相似的土壤，又怎么能保证以后不会有相似的举动呢。
7. Wednesday，回应圆桌话题《“视觉中国”声称拥有黑洞照片版权，掀图片平台商业模式争议，你怎么看？》
版权争议之外，从互联网舆论层面观察，视觉中国事件在微博的发酵过程，又一次展现了官方宣传部门对于互联网舆论愈发熟练的操控能力、精准的议题设置能力和强大的动员能力。
昨天事情一开始还停留在蹭黑洞照片的热度层面，参与的虽然有头部大V，但影响有限，视觉中国的微博还煞有其事的驳斥。事情起了变化是当共青团中央的微博加入时，一句“国旗、国徽的版权也是贵公司的？”将议题由本属商业的版权争议拔高到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范畴，由此政治逻辑替代了商业逻辑。共青团微博号角既然吹响了，其他官微也立刻被动员起来痛打落水狗，找出自己被滥用的图片转发并评论。民族主义热情激发下，一些网友充当了审查官，把视觉中国网站上各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导人照片、历史照片甚至人民币图片挖掘出来并截图。公司此时才反应过来舆论的严重性，立刻下线网站并道歉——道歉仅针对国旗、国徽，但为时已晚，因为官方舆论机器已然全力开动起来。到了晚间已经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微博先后发表语气严厉的评论，天津网信办也连夜约谈。可以说，在互联网舆论法院的审判下，视觉中国已然被判了死刑。只是，视觉中国的问题本是商业的，为什么不能依靠法治，而是牵扯了政治问题才会得到如此迅速的处理？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事情出的节点很微妙——视觉中国11号出事，12号有时价百亿元的3.88亿限售股解禁，现在落个直接开盘跌停的下场。一个猜想，此事背后是否牵涉到资本的精准狙击？
8. CollinsLatin，回应《朱耀明：敲钟者言──被告栏的陈辞》
看见公民为公共利益走上街头，真的很羡慕。现在，中国也还是会有人上街，但都是为了很具体的个人利益（比如家门口要建化工厂、垃圾焚烧场，学校给孩子吃霉变食品，高考政策调整导致孩子升学难等等），而不会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上街。之前多国学生上街呼吁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国内网民报以嘲讽的不在少数。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已经异化了，不但不能理解为公共议题发声的必要性，甚至听到别人发声还想去踩几脚。是的，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都是宣传导致的——“在境外势力煽动下，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蓄意搞破坏”，以致竟有人生出“你要民主有什么用”的可悲观点。生在这国，被宣传轰炸固然难以避免，但这从来不是我们自暴自弃甚至同流合污的理由。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Proverbs4:23)
9. 哎哟喂，回应圆桌话题《网民众筹登头版广告“问候”梁振英，反击其“点名广告商”行为，你如何看？》
我觉得这真的是在香港才会发生的事情，也是我最value香港的部分。台湾朋友说，哇这个太有趣了，台湾也有人整天说韩国瑜要做总统啊，但没有人要登报！其实朋友也明白，这是因为CY不断在讥讽苹果会如何没有广告，激起众怒。在理解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有三个层次，一是香港近年的政治环境，是什么洗了CY这样的人的脑，都敢用官僚思维来诅咒一家他不喜欢的媒体的存活？他头脑里还有“自由”二字吗？二是CY本人代表一种港人，就是在中国官场上学会溜须拍马最终“出卖”香港的人。三是港人的反抗，何其臭屁（抵死），又何其生动有趣。只有香港有此“不利”条件产生这样的抗争，又只有港人的“无厘头”（其实是很有厘头）式幽默会有这样的创作。今天没能买到报纸，真的是太遗憾了！
10. nekopara，回应《早报：视觉中国网站因“黑洞”牵出国徽版权风波，深夜遭官媒批判并被约谈》
“视觉中国”已经解释了，然而关于批评这家公司的文章我这两天已经见了不下十篇，然后就被约谈下架……是按什么法律法规呢？还是说，这种“批斗”本身就具有法律效力？还是…我忽略了什么事实？最近发生的一件件事里我总能看到“还愿”的影子，就像那句话所说，“文革的土壤还在，文革的幽灵也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