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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从未遗忘过中国”，尽管中国曾经试图隔绝世界，或许至今，它仍在持续构筑“长城”的努力。于是，整个世界与历史之中一直存在“两个中国”：一种是非汉或海外族群眼中的中国，一种则是入主长城以南王朝自己笔下的中国。
这种类似人类学宏观视野下的“他者”视角与自我论述之间的有趣对照，让中国的概念与历史始终在流动、在变形……而长城，则是这种变动中极少可见的不变之量，从实体的遗产存在到无形的数字工程，中国历经疆域盈缩，社会重置与主体转换、形态变迁，长城却从来没有在中国当权者的思想实践中消失。
没有消失的岂止是长城观念。但中国的历史，也许从来不在于自言自语，而“他者”的眼光，会有助于长城内外去构筑一个更广阔、更清晰、更完整亦更冷静的“亚洲内陆边疆”——这个词的使用语境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自始至终，长城只是近似于一个绝对边界，其最终呈现的功能，在于让人们更容易进入一个广大模糊的互动过渡地带，它无论对于东亚的农耕文明还是草原帝国，从来是“一个想要关闭却未能真正关闭的边疆。”
而长城，则是这种变动中极少可见的不变之量，从实体的遗产存在到无形的数字工程，中国历经疆域盈缩，社会重置与主体转换、形态变迁，长城却从来没有在中国当权者的思想实践中消失。
现在，让我们进入“边疆”的历史，发现真正的文明之谜。
亚洲，特别是东部亚洲的历史演绎，一直是各国学人持之以恒试图揭秘的热点。在这片面积和欧洲相当的巨大的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包容了大河、平原、丛林、草原、沙漠、绿洲与高原等迥异生态环境，在发展出古代世界最璀璨辉煌的农业文明同时，亦催生了最令人畏惧的草原力量。
但奇怪的是，这两种力量并峙胶着数千年，谁也没能让对方最终屈服，竞争的结果却是双方均陷入了可怕的社会停滞，直到近代来自海外的现代化力量又让他们连为利益共同体——这反而让整个历史进程更加扑朔迷离：龙与马蹄，究竟存在何种真相关系？
博弈总会让人为之着迷，更何况双方代表了亚洲古代史上最强大的两股力量，许多人开始试图去描绘、诠释这令人激动与迷惑的历史荷尔蒙，但代表之作，仍然来自距今八十年前（本书初版于1939年），美国历史学家：“更多的拿铁”先生——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毫无疑问，集中国经历（成长于中国）、语言天赋（学得蒙古等语言）以及考察旅行（从满洲、蒙古到中亚）于一身，拉铁摩尔如同那个最后大探险时代的许多著名东方学者一样，在广泛阅读与学术训练基础之上，最终创造性地呈现出这本具有启发性的经典作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仅凭书名，我最初认为又是一本涵括新鲜论点与综述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但事实证明，它远非如此，这同时是一本涵盖了历史学、生态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的结合体，最让人激动的是，对于长期身处“思想长城”内的读者而言，它优雅舒畅的论述让人沉醉，而许多观点又异常独辣深刻，发人深省。
首先书名最让人迷惑，这种貌似以某种文明形态为中心的定义，从来是中原史家的拿手好戏， 由此出发，分辨夷夏，划族分类，进而去讨论历史与边疆形态，当然相对容易，但往往更容易产生的，是根深蒂固的傲慢、歧视与偏见。但读过本书的人会明白，拉铁摩尔使用这种观念做为书名——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进入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习惯，其实际用意是将黄河文明仅仅作为一个确立不同地理环境与文明模式的参照座标，作者自始自终则全然是以讨论对象本身的演化逻辑——无论是环境的还是历史的——去探讨不同“边疆”的连续性及其与周边社会形态的互动关系，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史家观念的挑战。
作者始终在强调汉族、精耕农业及其文明模式主动扩张的历史过程，而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扩张、逼迫甚至进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上亚洲内陆民族分野、游牧社会以及边疆形态的诞生与演变——而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仍然在坚称华夏文明的和平基因与防御性。
以长城作为基点，作者划分出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区域：中国内地、蒙古、满洲（东北）、新疆和西藏，进而呈现每一区域的历史进程。拉铁摩尔强调功能理论，他在书中对草原领袖崛起、边疆变动与确立以及不同文明形态的发展与局限等等方面的分析，都主动引入利益与回报正负相关的视角，但全书格局显然不限于此，在分别论述了各自起源与演进之后，让作者着迷的，还有亚洲内陆历史的连续性与互动关系。
让人惊讶的是，在殖民成熟与战争动荡的年代，作者居然几乎不带任何种族视角与文明优越感，在所有论述中，他均从文化差异而非血统论来区分不同的人群，从社会形态而非阶段论来描绘文明，他秉持着这样的观点：“甚至‘种族’（其最原始的差异是无法确定的）都是由饮食及其他日常生活方式来表现其差异，而各种‘民族特征’就更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上述所有一切，让拉铁摩尔的著作闪耀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结构，仅凭借此点，他就超越了许多此前甚至同时代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他为“长城内”的读者带来了许多耳目一新、影响至今的颠覆性论述。
在分析典型黄土文明——作者将其作为中国内地历史的代表——的起源与发展模式时，尽管没有超越“亚细亚方式”的逻辑视野，但他观点的“反常”之处在于：作者始终在强调汉族、精耕农业及其文明模式主动扩张的历史过程，而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扩张、逼迫甚至进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上亚洲内陆民族分野、游牧社会以及边疆形态的诞生与演变——而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仍然在坚称华夏文明的和平基因与防御性。
不仅如此，作者没有因历史消解掉本书的现实意义，他敏锐地察觉到自身所处的军阀时代，中国存在的“亚帝国主义”倾向：即被欧美日列强扩张所压迫的一部分中国当权者，转而去压迫更加弱势的汉人和游牧民族的政策与行为，毫无疑问，拉铁摩尔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有趣的方面，在于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制度的实行执行者——士大夫阶层的鄙视，显而易见，他认为由这群“文化精英”组成的整个官僚系统保守、虚伪而且腐败，根本是无可救药，但他们在传统结构中的存在往往让人无可奈何——这实在令人扼腕。
当视角延伸到长城之外时，拉铁摩尔的分析更加精彩，比如在喇嘛教的传播塑造了蒙古人和平性的观念上，他即认为这是严重的误解，书中的分析将其根因指向遍布蒙古草原的召庙体制而非教义，正是这种体系化的建立打破了游牧的移动性，遂使整体社会趋向和平，但“其代价却是社会经济的退化与社会的奴隶化”。而在被公认为中国与中亚绿洲文明之间伟大贸易路线——“丝绸之路”问题上，拉铁摩尔的观点也许会让很多人感到沮丧，他尖锐地指出：由于文明模式和社会形态的内向性和自给自足，“丝绸之路”其实对中国和绿洲的普通居民均无实际意义，它仅仅是满足了上层的享乐，以及最主要是实现中国的边疆政策。
遗憾的是，在个人最关心的西藏高原历史方面，拉铁摩尔着墨不多，这也许是相较于亲身踏足的满洲、蒙古和新疆，西藏是他探险旅行的空白，而与其他长城边疆相比，西藏高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又更加突出，史料更加缺乏和可疑，但这无碍拉铁摩尔对于西藏历史的洞悉，他居然能敏锐地察觉到西藏历史进程的动力与压力：藏族的起源可能部分源于其他族群（特别是早期汉族）发展的压力，当强盛的吐蕃王朝开始向北而非向南的积极征伐，原因在于其北部边疆族群的要求分享利益的压力，而在中原王朝皇权的策略统治之下，来自高原北部边疆的势力最终获胜，掌握了近现代西藏的实际权力。
由于文明模式和社会形态的内向性和自给自足，“丝绸之路”其实对中国和绿洲的普通居民均无实际意义，它仅仅是满足了上层的享乐，以及最主要是实现中国的边疆政策。
不管怎样，拉铁摩尔最终强调，所谓“边疆”，从来不是边界明确的线条，而是一个始终变动的过渡地带，它受环境的塑造，更受不同形态文明的发展与选择的制约，并逐渐积累出自身独特的逻辑，尽管在传统观念中，边疆从来不是重点，但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比我们想像的深远和深刻。
无论是对还是中华帝国、草原社会、绿洲文明、高原形态的梳理，还是与罗马帝国、英印帝国的内外边疆政策的比照，拉铁摩尔的这本代表作肯定是创造了一种边疆历史论述的“典范”，或者它是那个时代诸多领域“典范”的集中再现，尽管书中部分观点受限于时代，比如文明输入论的结论和西藏西部文明史的缺乏，但这同样以另一种方式提醒我们，在许多现代学术规范尚在确立，诸多考古与历史证据尚未出现的年代，单单是这一本著作，就能保持其高度的学术价值并启迪至今，遑论西方学界这一百年来的成就，更会让不甘闭目塞听之人深怀危机与失落。
新的普遍力量最终会超越各种自觉与不自觉的封闭和孤立，并“形成一个更广泛的世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