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谈判第24年：气候政治渐成主流，领导者却身影模糊

卡托维茨（Katowice）的最低温降到了零下。景色有些朦胧，空气中带着浓烈的燃煤味。

“这边是波兰的工业区，你闻闻这空气就知道，跟波兰其他地方不一样”，2018年12月8日，在一场呼吁各国关注气候变化的游行上，来自华沙的几个环保行动者扶着口罩对我说。“你们这霾的口味也太单一了，北京比这个层次丰富多了”，住在北京的我皱了皱眉头。

波兰南部的卡托维茨人口30万，是波兰第十大城市，西里西亚省首府。自19世纪以来，这里就是欧洲煤炭产业的心脏之一，波兰90%以上的煤都产自西里西亚省，从1990年代开始，这里开始了从重工业转型多元产业的漫长探索。卡托维茨的西里西亚博物馆里，挂满了画着矿坑、井下工人、冒着黑烟的烟囱的艺术作品，商店里卖着煤球图案和形状的纪念品。

2018年12月的前两周，第24次联合国气候大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在卡托维茨举办。3万多代表、观察员和媒体，围坐正在转型的欧洲煤都，讨论气候变化的未来，是波兰政府和世界各国都觉得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紧迫了吗？至少，许多人来之前是这么想的。

连续24年的国际间气候协商坎坷难行，先是1997年第三届大会上主张减排的《京都议定书》因美国其后退出效果大减，其后是第15届2009年谈判失败没有达成新协议的哥本哈根大会，然后是2015年成功签署了《巴黎协定》的第21届大会，经历了这些节点之后，气候谈判走到了卡托维茨。

乐观的气氛没能持续很久。

1.5度之争

原定于12月14日结束的卡托维茨大会，“拖堂”到12月15日才通过了最终决议。这份决议案让气候变化关注者和环保运动人士很无奈：决议没有“欢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10月发布的《全球升温1.5度特别报告》，而只是“欢迎其按时发布”。

在《巴黎协定》中，联合国195个成员国政府达成共识，在2100年以前，要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不超过前工业化时代2度的范围之内，并展望“1.5度的更大目标”。后者是应许多生态脆弱并缺乏应对能力的小国坚持而加入的条款。

自1988年开始专门研究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IPCC，在2018年的特别报告中指出，“2度”目标不足以避免灾难后果，为了防止北极海冰消失，避免珊瑚礁走向灭绝，防止更多的灾难天气，有必要将人类控制气温的目标调到只比工业化之前高1.5度的水平。这份报告，可以视为科学界向气候大会发出的促请。

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Carlos Miguel Gutiérrez）在开幕式上把话说得很重：“我们已经处于极为急迫的状态。”

2018年11月的G20峰会期间，“气候透明”（Climate Transperancy）组织发布报告称，按各国当前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方案，203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会超过400亿吨，要达到《巴黎协定》中的2度目标，届时的排放必须控制在300亿吨以下。要想达成更优的1.5度目标，这个数目还要再减少1/3。

各大环保组织因此希望各国能够在2020年前，更新之前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设定更大规模的减排方案——直奔1.5度。但是，在现实操作中，这很有难度。它要求快速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快速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这涉及到能源转型中的复杂利益，也涉及到国家间的关系。

透过国际间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给出了一份希望。卡托维茨大会最重要的议程，便是把《巴黎协定》的大框架落实成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则书”。落实这个规则书就像是“在空房子里配家具”，规则书的具体细节决定着全球减排的力度如何？约束力如何？最重要的是，是否要认可1.5度的这个目标？这是卡托维茨大会最具象征性的谈判热点。

围绕着如何评价IPCC的“1.5度报告”，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大会第一周，大多国家希望在决议中对这份报告表示“欢迎”（Welcome），但美国、俄罗斯、沙特和科威特组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同盟，要求将“大会欢迎IPCC1.5度报告的出台”改为“大会注意（Noting）到IPCC1.5度报告的出台”。这种联合国式的文法游戏，是国际见合作进度不佳的写照。

“1.5度目标”的议题，相当于是被“暂时搁置”了——毕竟，2度的目标都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就算大会认可了1.5度的目标，各国又是否能行动？在会场上，有国家代表认可这份报告的科学性，但对它给出的这个减排目标是否可行提出了诸多质疑。尤其是，各国有什么动力和经济能力去推动，承担这个激进的减排方案？

“气候变化是有十足科学证明的，一清二楚”，问及欧洲是否有美国那样的气候变化怀疑论，总部设在黎巴嫩的非政府组织“气候行动网络”的政策顾问杜富尔（Lucile Dufour）告诉我。

她说，欧洲人大多意识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根据一份欧洲投资银行的最新民调，在会议的东道主波兰，就有高达72%的人表示关注气候变化。可能，关注气候的问题意识是一回事，行动起来，却总有民意和科学都无法左右的挑战。

日益模糊的“领导者”

2015年，当《巴黎协定》出台时，全世界一片欢呼。这份协定之所以在当时能够达成，端赖三个因素：中美之间的合作、欧洲的配合，与当时主宾国法国的积极推动。

《巴黎协定》达成的一年前，2014年11月，习近平和奥巴马在北京中南海瀛台夜聊长谈，话题之一便是如何在中美之间形成共识，解决长远的气候变化问题。次年，气候大会的主宾国法国利用东道主之利，在议程上大力助推，在中美形成减排减碳的共识基础上，达成了《巴黎协定》。

但是，2017年8月，特朗普上台5个月之后，旋即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的推出造成的国际“领导力”缺失，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未来打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在卡托维茨，美国代表团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存在感低”：缺乏政府高层到场，代表团团长仅是国务院海洋、环境和科学代理助理部长加伯（Judith Garber）——相较而言，不少大国都会派出环境部长乃至更高级别领导人。

美国代表团如今还多了传递特朗普政府“信号”的任务。重启煤矿业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纲，在会场上，美国召开了一次发布会，介绍如何让煤炭变得“清洁、高效”。

北美原住民组织“全球草根行动网络”的托斯卡诺（Jose Toscano）对我说：“美国代表团根本偏离了气候问题的议题，他们还邀请污染者加入代表团，说什么‘清洁用煤’？我们都知道化石能源怎样都不够清洁。”在美国代表的发布会上，他们和其他组织发动了一场抗议，高喊“把化石能源留在地底下”。

尽管美国退出，但巴黎协定仍然有效，许多人仍然希望能通过巴黎协定的框架，避免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问题是，谁来领导？

在公众印象中，欧洲一直是能源转型的倡导者与气候议题中最“政治正确”的一员。其实，欧洲的自顾不暇远远超出想像。根据气候透明组织的报告，欧洲的排放控制力度也远远不够。按照现有趋势，欧盟难以完成2030年的减排标准。尤其欧盟虽然作为一个整体制定排放计划，但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之间存有分歧。

主办国波兰便是对气候问题暧昧不清的欧洲国家之一。波兰长期依赖煤炭，与化石能源相关的利益集团庞大而不易撼动。来自华沙农夫市集组织的尼金斯基（Nizinski）对我说：“波兰政府掌控着很多能源公司，以保证财政收入，所以政府不愿意采取必要的行动。事实上，波兰的煤质量差，我们还要从俄罗斯等国家进口很多煤炭，劣质散煤就由人们买来取暖，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这对我们的健保系统也构成了很大压力。”

主办国掌握着会议主席团的位置，可掌控会议流程，挑选发言代表，处理代表们拟定的文件，需要的时候还可以适当“越俎代庖”，对代表们的争议，主席团可以居中调解，给出解决方案，把会议“逼”向某个方向。但是，对今年波兰主席团的表现，坊间评价不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国代表团成员告诉我：“他们就是做程序上的事情，程序之外不做什么，没有很强的推动解决问题的决心”。

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托佛·博莱斯塔（Krzysztof Bolesta）在一篇大会通讯中写道：“（在这次大会中）联合国秘书长在会议前后和各国领导人联系奔走……他这么活跃的角色毋宁是让主宾国尴尬，因为这些工作，本来应该是主宾国的外交部来做的。”

大会期间，气候行动网络组织设置了一个“化石奖”，相当于气候行动领域的“金酸梅”，每天颁给那些最拖谈判后腿的国家。主宾国波兰前后两次赢得这一“殊荣”。游走在谈判边缘的NGO，气候行动者对这个奖项津津乐道，然而中彩的代表团们，并没怎么在意。

带领市场刺激减排？

自从《京都议定书》在执行层面的节节败退，观察者对单单利用国家间合作的政治机制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也逐渐失去了信心。这其中最大的掣肘，便是各国担心减少排放对经济发展带来太大影响。

近些年来，人们将目光投向一种更加市场化的方案：不要把应对气候变化看成是人类扎紧裤腰带共克时艰，而是要有一种互惠多赢的思维——政策引领资本进入减排领域，用市场的力量应对气候变化。

简而言之，温度降下去，经济搞上来，不影响大家发财。这也许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

几年来，气候大会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声音。在卡托维茨的会场中，这边是代表们在谈判，那边便是企业家在与政府官员、NGO行动者们一起举办活动；这边是投资银行宣讲讨论绿色投资策略，那边便是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的互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在大会上设立了自己的展台，热烈讨论如何将公营基金和私营部门结合起来投入绿色能源领域。

《金融时报》在卡托维茨大会期间发表的一篇题为“如何宣传绿色理念”的文章这样评论：“绿色理念应该这样讲述：让我们实现经济现代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清洁的空气。”

气候政治正在逐渐主流化，变成“气候经济”，或许说将会变成“气候产业”。这一过程给很多环境运动者带来了希望。绿色和平中国首席代表李雁告诉我，她前后参加了十多年的气候大会，一开始，气候问题主要是一些科学家、文化精英和社会团体在推动，如今它慢慢地从一件非常“科学”而不够“主流”的事情，变成了越来越和主流商业精英相联系的议程。

这一变化是乐观的。而且，应对气候变化、经济转型与国家发展，在当前的情境下是一致的。但是，也有许多人对这种力量的效果抱有怀疑。尤其是在当前，许多国家的银行机构仍然在投资不可再生的能源，很多场外抗议者声讨这种“骑墙”行为。

就在卡托维茨大会进行的同时，因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促进环保而采取的燃油税政策，法国爆发了要求社会公平、反对现行政治的“黄马甲”运动。面对巴黎的状况，大会上许多环保人士感到气愤，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为地球牺牲多一些。而另一方面，清洁能源和金融、商业的结合，也令另一些关注气候变化的人士警惕。“全球草根行动网络”的托斯卡诺说：“我们要的是系统的变革，气候变化不应该只是资本和政府的事情，也要有草根，有我们原居民的声音。”

离开卡托维茨，我在12月15日在巴黎遇到了又一轮“黄马甲”运动的现场。在这里，人们举着要求对税收进行公投的牌子。示威者们对我说：“我们关注环境问题，但是马克龙的政治是和富人站在一起的。”

越来越走进主流的气候议题，遭遇到变得反感建制、反感政商精英主导各国政治的选人群。这个趋势走向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中国的“绿色领导力”

气候谈判24年来，中国的作用和地位从来没有这么重要过。在谈判席上，美国的缺席让中国陷入一种“要不要领导世界”的两难之中，缺乏领导力的大会各方开始尝试推动中国往领导者的方向前进。据《卫报》报导，在会议结束前数日，当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时，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曾计划给习近平打电话，看能不能由中国帮助推动进程。

在中国，气候变化从来不是最热议的话题。关于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讨论，还常会被冠上“白左”的嘲讽。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内政治对环保的高度强调，中国在气候大会上博得了大量支持。须知，2018年年底时，中国就已经宣布提前完成了本应在2020年才落实的碳减排目标。

对中国外交而言，气候议题是一件正向意义极大的事情。在面临贸易战和人权问题等领域持续攻防的状态下，由气候行动引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张好牌。气候大会也成了中国展示大国的国际责任的又一舞台。如今，绿色产业正逐渐被用作“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形象突破口，面对一带一路受到的环保、融资问题的批评，中国也试图以“绿色一带一路”的承诺予以化解。

另一重优势是，近年来，中国利用政策引导，布局，孵化了一大批绿色企业。对一些国家，尤其是对那些依赖传统能源产业的国家，比如沙特和俄罗斯，大力推动全球减碳经济，对经济发展很可能形成巨大的影响。中国却似乎越来越没有这个焦虑，反而，依靠近年来的绿色产业，中国有机会在低碳转向的全球经济中站取更多位置。

不过，中国也在小心提防“独立领导世界气候政治”的诱惑。毕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意味着一旦中国投身领导地位，就要有更多承诺和更多妥协，灵活的余地将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中国若是投身领导行列，将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发达国家”的身份，名义上就要承担更大的道德压力。

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出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削弱中国一贯以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形象。中国显然希望继续维持介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身段，更灵活，更游刃有余。

对中国来说，需要应对的不止是国际谈判场，而是来自国内的压力。在经济不景气压力下，环境转型能否持续？民间声音会如何对日益严格的减排作出反应？真正的难题，还会不断出现。

等不起

虽然在1.5度的问题上没有实现许多国家对加强减排力度的倡议，卡托维茨大会最终还是出台了如何操作《巴黎协定》的规则书，算是顶着巨石迈出的一小步。不过，距离《巴黎协定》具体落实的2020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国际政治难免会有变数。事到如今，场内外的人们早已清楚，气候变化永远也不可能只是一个至上而下，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政策问题。

“海平面在变化， 珊瑚礁在死亡……而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变暖的世界中尽一切努力生存下去”，马尔代夫前总统纳西德（Mohamed Nasheed）在一场呼吁各国提高减排和援助力度的新闻发布会上情绪激动地说，“气候变化对马尔代夫来说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在纳西德任内的2009年，马尔代夫和许多气候变化中脆弱的国家组建了“气候脆弱国家论坛”。每年，他们都会在气候大会上敦促各国关注气候脆弱国家的困境——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量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排放，正是小岛屿国面对极端气候和海平面不断上涨的最主要原因；而气候变化带来的困境，又使他们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来求生存。

十年过去，应对气候变化的议程尽管缓步推进，却仍远未满足这些国家的需要。“我们谈减排，谈（帮助小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谈了那么久了。我女儿都21岁了，”这位马尔代夫前总统叹道，“我们的努力依然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