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天，贾樟柯的第九部长片《江湖儿女》（以下简称《江湖》）正式公映。贾樟柯还是那个贾樟柯，还用着当年一站一站跑清华北大的力气谈电影人的理想和社会责任，一站一站跑着《江湖》的路演。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宣传档期中，导演本人在微博上以病毒传销的精神头一茬一茬地刷着关于自己电影五星好评的影评人和观众评论。这些评论格式整齐地码在大红色的背景上，乍看上去仿佛十一月过去的购物节中，喜气洋洋的买家秀。
对一部商业片进行造势营销并没有错，即使是所谓地下时期的贾樟柯也一直都具备这种与生具来的 PR 能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贾樟柯稳健地完成了自己从“地下”到“地上”的位移。就像《江湖》，仍然讲了一个关于斌斌和巧巧的故事，然而已经再也不是过去那个斌斌和巧巧的故事了。从1997年的《小武》一步步走到今天，贾樟柯当然还是贾樟柯，但显然再用“独立电影人”去形容或者要求他已经不合适了。
虽然很多曾经的追随者们可能还没有越过心里的这道坎儿，导演本人早已不再受困于自己过去的创作路向。2017年初，在单向街举办名为《距离、位置和角度：以不变获真知》的演讲里，贾樟柯提出，不要再去谈论一些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新进展的话题，比如什么是电影，艺术跟现实有何种关系，而是要转身去关注“新科技”以及宇宙和外星人。如此，贾樟柯开始了新的路线：心怀宇宙，深入群众。多年来自己揽在身上的“社会评论家”身份，中国大陆社会问题的形而上讨论，从技艺层面对电影创作的讨论，他都甩给了仍留在“泥沼”中的同行们。
贾樟柯或有一点特质可与其他大陆的同辈导演区分开来，当其他导演将作品的诠释被动或主动地交付给观众时，贾樟柯身上的那股敏锐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精心打造了自己，并拥有了一种可以在“电影人”和“电影学者”中间的模糊地带自由游走的能力。他一直是自己电影首当其冲的阐释者，并通过写作、演讲、访谈等大量非电影生产主动规定了其他评论者对他作品中的理解和各种符号的意涵。通过《小武》、《站台》和《任逍遥》分享了自己的乡愁并成功地获得认可之后，贾樟柯义无反顾地从自己熟悉的记忆中走了出去，将自己的重心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并以此建立了自己在国际和国内“社会良心”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