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湾举办“时光的游子”贾樟柯专题影展，放映贾樟柯的六部电影，也邀到了导演访台。7月16日在1949华山艺文中心，一场名为《在悖论中边走边生活》的沙龙座谈会展开，主角贾樟柯花了两个小时来谈论他电影中的暴力，谈论生活中的现实观察，也谈论艺术电影在新媒体时代的生存空间。
应对台湾新闻：探寻“突然暴力”的根源
“我们今天讨论暴力，那近日戴立忍跟赵薇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一种网路暴力？这种暴力不管台湾大陆都有，又跟新媒体有些关联，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我们跟贾导之前希望保护所有来自大陆的人员，所以这个问题不回答......”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回答，我觉得首先，不要难为两个演员⋯⋯”
这是上星期六在台北由“龙应台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沙龙讲上的对话。第一段问题来自一位听众；接话的是主持人陈浩；最后一句来自沙龙的主角：中国电影导演贾樟柯。
戴立忍事件热到最高点，两岸影视圈颇为敏感，贾樟柯在台北出席这场讲座，主持人陈浩非常体贴地保护贾樟柯，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人卷进这场无情又无谓的纷争。但贾樟柯婉谢了这份好意，而他这场演讲所放映地主题电影——《天注定》也正拍出了中国社会和人民群体的真实状态、不回避任何冲突和矛盾。
《天注定》给台湾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即视感”，从北捷、汤姆熊、研究生情杀、小灯泡杀人案件，台湾的社会新闻版面，多了许多对暴力事件报导与讨论，也正对应了电影中，探寻“突然暴力”根源的主题。
一如坎城影展（康城影展、戛纳电影节）颁给他“终身成就奖”时的赞辞：“贾樟柯电影有着令人震慑的生命力。他的电影如同影像的诗歌，每一颗镜头都无比精准。他的作品中诗人和预言家的气质让我们由衷地敬佩。他的作品讲述了人的孤独与精神探索，见证了集体的生存状态。”
预言家，说的一点没错。《天注定》给台湾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即视感”，从北捷、汤姆熊、研究生情杀、小灯泡杀人案件，台湾的社会新闻版面，多了许多对暴力事件报导与讨论，也正对应了电影中，探寻“突然暴力”根源的主题，四个人物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推到使用暴力的处境，最后选择用暴力反映自身所处的生活与社会。
相较贾樟柯过去的作品，《天注定》的转变是比较大的。他以前的电影多描写日常生活细节情感，他也坦言自己有段时间非常排斥创作“极端的事件”的故事，因为极端事件存在偶然性、有其概率。无论在《青春逝去》还是《三峡好人》中他想呈现的都是普遍的生活感受。
新媒体时代：角落里的极端故事
然而从2012年开始，他看见“新媒体”蓬勃发展，每人都拥有了“自媒体”，从微博到微信，没有传统媒体的审查机制，细微到小乡村事情都能放到网路上被报导。“我喜欢新媒体，因为可以了解真实的事情，了解周遭生活在经历什么，”他说。
通过新媒体可以看见中国各个角落的极端故事。例如《天注定》中其中一个人物故事，就是参照发生在湖北的真实案例，在桑拿(按摩院)工作的女子受到欺凌自卫杀人，当时引起热烈讨论。他想理解日常生活如何造就暴力行为，这念头使他面对了世界的极端。
他没有选择用一个故事概括解释暴力的根源，而是将四组人物并置在影片中，通过“群像式”的写作，人物跟人物间，形成的互补跟关联性，最后自然浮现暴力的普遍性。
为理解这些“极端”，他通过剧本创作、研究许多暴力事件，试图理解施暴者的生活真实面目，最后在思考创作时，他没有选择用一个故事概括解释暴力的根源，而是将四组人物并置在影片中，通过“群像式”的写作，人物跟人物间，形成的互补跟关联性，最后自然浮现暴力的普遍性。
暴力的普遍性跨越时间与空间。一如他思考如何表现时，顿时乍现“水浒传”，鲁智深、武松、林冲的角色变成影片中的元素，具现在美术细节上的诸多要求。他甚至在潜意识中，借用了戏曲的“四折戏”结构，并用戏曲方法命名四个篇章。画面设计上，他让人物走进古代的环境，再走进现代的空间，一如日常生活中的“古代”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被现代建筑包围”；他也让人物的故事由北到南，从未开发的小村到都市，将电影收入一个现代“万里河山图”。
暴力是普遍的，更是复杂的
暴力的普遍性，表现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他认为人性与社会根源，两者同时不可或缺。一如他说，“如果把人物描绘成简单化人物，世界就简单化，但我们面对的不是简单的社会化，我希望我的电影保持这种复杂性”。在四个故事中，都为了呈现这种复杂性。
第一个故事，他想先以最容易理解的暴力根源“贫富差距”开始下手。中国经济快速变革，同样一个村庄里有人买私家飞机、有人却吃不饱，巨大社会分配不公 。加上没有“诉说渠道”面对他人的冷漠，当受害无法发声，暴力则具有了宣言性。
第二个故事，述说一个游走四方的杀手，曾是真实发生在重庆，暴力则变成了一种错误的“实现自我”的方法，暴露人性的黑暗。背后，则中国乡村衰败的社会问题，乡村剩下老弱残疾，正值壮年的杀手回到家乡，无法面对无所事事的平庸生活，暴力也成了对抗自身平庸的手段。
“如果把人物描绘成简单化人物，世界就简单化，但我们面对的不是简单的社会化，我希望我的电影保持这种复杂性。”
第三个人物故事则触及暴力事件中最容易激发暴力的关键词——“尊严”，一位桑拿的前台女服务员，刚经历生活中的悲剧，又遭逢尊严被客人粗暴的剥夺，霎那间她激发出暴力行为。
最后一个少年故事，则来自贾樟柯搜集大量富士康工厂的报导。少年除面对现实社会爱情的失落，并被固定在流水线上，上厕所要集体行动、工作不能随意讲话，严苛的机械性的规定跟要求，人对世界灰心，产生对自我的暴力。
拍电影不是表态
但是，“暴力是应该的吗？”
当整个影片拍完后，贾樟柯一个人坐在试片室里，突然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样冤冤相报的情节，“我应该拍这个影片吗？” 但他看着观众又觉得，如果群众是在教堂或是法庭讨论暴力，是一种观点，但在电影院，透过艺术细节的描述，设身处地描述施暴者的过程跟经验，才是电影应该做的事。“拍电影不是表态，而是呈现事实，”他说。
贾樟柯也打趣的说，虽然他当初在《天注定》命名前，想过一个名字是“上帝也帮不了你”，但他不觉得拍了就能帮到谁、帮谁发声。即使有人询问是否会造成暴力的“模仿效应”，人们看了电影而去做极端的行为，贾樟柯反倒认为，其实应该珍惜这样电影的讨论空间。因为银幕的世界，恰是大家坐下来讨论暴力“最平和”的场所，如果连电影都无法讨论，暴力则很难被理解。
即使有人询问是否会造成暴力的“模仿效应”，人们看了电影而去做极端的行为，贾樟柯反倒认为，其实应该珍惜这样电影的讨论空间。
《天注定》完成之后，贾樟柯也写了一篇文章＜沉默即罪＞，讨论暴力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消失在主流媒体上，不能被报导、讨论，大众也懦弱地接受这样的现实。“有渠道的人不去传达”，他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群体性的问题。对他而言，作为一个表达者不必羞愧，想拍摄的主题就去拍，不被压抑，“对我来说（拍出问题）仅仅是不希望自己未来会羞愧而已，”他坚定说。补了一句：“当然也有代价的，”逗得全场大笑。
艺术还有多少银幕空间？
在商业和艺术电影之间，贾樟柯的作品更多地被归类偏向后者。他直言艺术电影产业，并没有跟着社会经济起飞而变好。中国电影从两百部到今年上千部，票房从每年10亿人民币到今年一、两百亿，增长非常快，但许多艺术电影制作的条件，比他在1990年代刚入行条件更差，在他1998年拍《小武》，可以拿到1997年的30万人民币，到最近却看到许多艺术电影是10万人民币的制作费，代表电影工业整体情况虽然大涨，但并没有扩及艺术电影。
再者，1990年代当一部艺术电影完成时， 媒体会有很大版面兴趣去介绍，但现在媒体娱乐的板块，每个项目要砸重金才能有版面， 也因此艺术电影获得不了赞助，跟观众的桥梁就被拆掉了。
最后：票房变成唯一价值观，有坚持理想的导演，也有些有才华去拍别的类型电影去，造成人才流失的问题。
在中国，艺术电影的放映空间也非常少。贾樟柯分析背后真正问题是“片源不够”， 因为政府规定进口电影的配额有限，被国家公司垄断，进口进来都是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中国艺术电影的数量很难支撑放映院整年放映营运。另一个大问题是只有二十个大城市有地方放映，进不了到中小城市。
最后：票房变成唯一价值观，有坚持理想的导演，也有些有才华去拍别的类型电影去，造成人才流失的问题。
投资新媒体：如果你足够勇敢
除了电影工作，他从去年开始发展更商业化的事业，他观察电影跟新媒体科技的变化快速，自己也成立“上海暖流文化”公司制作电影、并投资新媒体“以上传媒”，他透露自己最近对经营“平台”感到很有兴趣。
今年6月，他开设微信公众号“柯首映”，定期推播的短片。他认为现在网上有许多自制短片，但是缺少了编辑，也缺少推荐，通过公众号背后优秀的编辑团队，让年轻导演可以有平台把艺术电影介绍给关注，至于自身的创作，则依然回到他对真实世界感知，不受外在的影响，近期也要开拍筹备七年的古装片。
尽管贾樟柯在今年进入新媒体市场时，微博活跃度下降非常大，但贾樟柯相信，新媒体具有民主性、自由度，他仍相信它能带来的可能性，仍然具有广场效应，向陌生的人描述讲解自己的观点，“如果你足够勇敢。”贾樟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