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诉的行为是‘性骚扰’。我不接受你们的定性。”
容晖博士经历近11个月的投诉过程后，最终在2018年10月，从她曾工作过的香港基督教机构“突破汇动青年”获得调查结果：被投诉人行为属于“不恰当的男女界线问题，在言语和行为上伤害女同工”。
容晖是香港公开大学的助理教授。2017年11月，她从Facebook上看到时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师黎明博士遭受性骚扰的自白，过万字不点名的描述，让容晖回想起自己的遭遇。询问之下，容晖发现，她与黎明所经历的事，源自同一个人——“突破汇动青年”前员工任某。她们随后收到至少4位女性的消息，表示亦曾遭任某性骚扰。黎明与容晖决定向这个曾经工作过的机构，举报任某的行为。端传媒于截稿前向任某以电话、短信形式询问他对事件的回应，获覆“我对这事没有任何comment。”
“突破”机构是香港一间有45年历史、非政府资助及非牟利的基督教青少年服务机构，以“启发香港青年探索生命”、“认识并跟随耶稣基督”为使命，举办大小活动。2013年成立的“突破汇动青年”，属于“突破”机构旗下组织，二者办公地点均在沙田突破青年村。
黎明向“突破”所做的投诉，并没获得任何官方正面回应；容晖则在经历机构的调查过程后，得到令她失望的结果。她们决定将事件公开，希望迫使“突破”机构成立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
“我们不可不站出来，否则有负于其他女性。”黎明说，“从受到伤害到站出来发声，当中要克服多少难关，才能到达终点。而我们正处于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处境——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如果我们最后临门一脚都不站出来，真的有负于这个社会。”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曾于2018年6月发表教会性骚扰报告，是首份显示香港教会性骚扰严重程度的报告。报告显示，1230所堂会当中，只有12所愿意参与调查；有一成受访教会成员曾在教会圈子遭受性骚扰，当中超过15%加害者为教牧同工或长老、执事，逾7成加害者为“弟兄姊妹”。报告调查员曹晓彤告诉端传媒，她所掌握的教会性骚扰受害者里，几乎都仍未走出创伤，或不愿再面对事件，故无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他说感受到神的感召，但她没有
黎明与容晖的基督信仰历程里，“突破”机构是当中一个重要的烙印。16岁时，她们均参加了由“突破”组织的“国际华人青年领袖训练营”（下称LA训练营），并认识了十几年伴随至今的朋友们。她们随后断断续续为“突破”担任义工，容晖在“突破汇动青年”做了一年全职同工。2008年，黎明从内地赴港攻读硕士学位，成为“突破”义工，与此同时认识了任某。
据黎明、容晖以及多位“突破”及“突破汇动青年”前义工及同工表示，任某的父亲为香港地位显赫人士，是“突破”的捐助人，而且与其中一名机构创办人是数十年的朋友，任某与这位机构创办人也关系亲近。
任某曾做过至少两届LA训练营的负责人，于2013年开始成为刚成立的“突破汇动青年”的全职同工。据多位前义工及同工回忆，任某当时的工作，包括联系本地青年大学生及难民，举办相关活动。
黎明回忆，从2010年开始，她持续受到来自任某长达7年的性骚扰，以下是其中一次经历：
有一次任某向黎明表白并被拒后，他握住黎明的手，要求她与自己一起祈祷，询问神的心意。对黎明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祷告。结束后，她说没有感受到任何神的感召。然而任某却说他感受到了，他顺势抱住了黎明。黎明当下愤怒不已，马上推开了对方。
当时黎明来港两年，对信仰的认识未深，任某的祷告邀约对她而言“很难拒绝”——一方面碍于情面，一方面她在教会总听到“偏行己意却从不求问神的旨意”的批评：“教会文化里，个人感情常被放入神的旨意的框架去解读。”
“心里很气愤，却无法发泄。我们有一大群共同的本地朋友。我当时初来香港，害怕因此影响与其他朋友的关系。”黎明说。
她们认为的性骚扰，在大家眼中是异性追求
在“突破”机构朋友圈里，大多数人都知任某喜欢黎明，一些对黎明而言是令她愤怒和恶心的“性骚扰”，在大家面前不断上演，却被当做是男性对女性的追求。
据黎明回忆，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一群朋友玩滑水运动时，她不慎跌进水里，任某立即表示要由他把黎明拉上来，众人起鬨，黎明坚持拒绝，奋力靠自己爬上船。“整个滑水过程，他不断上下打量我，说我‘身材好’，我不断避开，他都紧紧贴过来，把手放我身后试图揽住我。”
最严重的一次，是强行亲吻。在黎明与一位朋友到日本旅行前，任某在共同聚会中邀她们加入行程，朋友积极响应。由于任某当时抑郁症初癒，黎明犹豫是否应与他重建朋友关系，怕自己不宽容会导致对方抑郁发作。在火车上，任某将同行女生支开，坐到黎明身边。“我全身都紧张起来，”黎明说，为保持距离，她身子几乎要贴到车厢壁上。结果，任某再次向黎明表白，要求她与男友分手，黎明表示拒绝后，任某突然用力将她的头拉向自己，强行亲吻，黎明把他推开。
“我想立刻从那个空间消失，到无人的野外把喉咙喊破，再用石头猛砸自己的头。我也想抡起拳头狠狠地砸向他的脸，把身边所有摸得到的东西都向他砸去，最好是能把他那张恶心的嘴砸得稀烂。”黎明这样描述她的感受。
容晖有著与黎明相若的遭遇。2016年，容晖成为“突破汇动青年”全职同工，与任某同一个办公室。据黎明及容晖形容，任某一向对异性说话“很油”，“他一见到妳，就说‘点呀靓女’，然后上下打量妳，经常藉玩笑挠妳身体。”这令容晖十分警惕，“我会对他很严厉，在办公室常警告他不要靠近我。”
有一次，当容晖去图书馆借书时，路过的任某趁她不注意，突然挠她的腰部。容晖顿时高声叫起来：“叫了你不要碰我！”任某便说，他只是“玩下”而已。容晖直到今天仍记著他当时嬉皮笑脸的模样。“他一点都不隐藏，明目张胆。”当容晖下楼梯时，她发现任某正在楼梯下不断打量她；她下去后，任某再次伸手想挠她。
“我已经说了不要碰我！”容晖向记者回忆起时，声音充满愤怒。
又有一次，她穿著连衣裙交叉腿坐下，任某在旁边突然对她说：“妳‘那里’伤了。”指的原来是她大腿内侧的伤口。容晖向记者指出位置，伤口处于大腿较高的内侧地方。容晖当时再也忍不住怒气，当著所有朋友的面斥责：“你为何偷看我？”任某说：“我忘记了你是女人。”
“大家肯定会觉得很小事，又不是非礼。”容晖说，“我当时觉得机构不会帮我的。”
要行公义，还是好怜悯？
“我觉得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无论我拒绝多少次，黑著脸去骂他，他都不把我的拒绝当一回事。”黎明说，“我完全没有被当作人来尊重。成了他要征服的一件物品。”
“性侵和性骚扰性质不同，但都有一种对你边界的入侵——你是被迫地扯开自己，给他进入那个你不想他接触的自己。”
黎明曾向两位朋友吐露经历，希望他们能帮忙让任某停止这些行为。两位朋友露出难为情的神色，他们互相对视一眼，然后对黎明说：“他（任某）很顽皮，但不像会是做这样事情的人。”
他们的表情深刻印在黎明记忆里。“我本来好想他们可不可以帮我找他聊一下，不要再这样做了。”黎明又再向另外几位朋友提起此事，得到了诸如“他这人就是这样的啦”、“你想太多了，他其实不是针对你”的回复。
来自朋友的否定，令黎明“很痛苦”。她挣扎在质疑与相信自己感受的边缘，仿佛能够想像到朋友们背后质疑的声音：“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有吸引力？”这一度令她羞愧不已。
“在这件事上，我只有自己一个人。”黎明说。
这种独自面对不被理解的痛苦，容晖也感受到。“我有质疑自己是否反应过大。”她同样向朋友求助，得到的回应大同小异：“他（任某）不小了，还这样玩。”
黎明与容晖表示，在“弟兄姊妹”式的教会群体文化下，机构内人员倾向用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任某的行为。“圣经常说不要‘论断’人，要‘宽恕’，‘你见到弟兄眼中的木屑，却看不到自己心中有梁木。’”
黎明说，当她向“突破”机构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员F诉说遭遇，F说：“他（任某）可能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当黎明在Facebook不点名曝光经历，“突破”创始人、荣誉总干事蔡元云托人向她转达：“希望不只行公义，更要好怜悯。”
“如果你在非教会环境下，就算有人质疑你（被性骚扰经历），因为那个人不是你‘弟兄姊妹’，你仍会多聚焦在公义上；但在教会里，你就很容易去了‘怜悯’那边，质疑自己：是否我不够宽恕呢？或者：我都是一个‘罪人’，有什么资格去‘论断’人？”黎明说。
追求与性骚扰的界线
另一位认识任某超过10年的前义工Z表示，黎明曾向他倾诉此事，但当时的他觉得，这只是“男性追求女性的aggressive行为”。“坦白说，我作为男性，追求女生时可能也会这样。对很多男性来说，以礼相待似乎很难推进感情。”在全球#MeToo运动爆发后，法国著名女星嘉芙莲丹露曾连同超过100名法国女作家、演员及学者发表公开信，批评 #MeToo 妨碍“求欢调情的性自由”。
对此，黎明认为，喜欢并不是不尊重对方的借口：“你有权喜欢我，我也有权不给你追求我。为何大家都忽略被追求者的意愿？追求或爱慕，不能合理化所有行为。”
性骚扰与追求的界线在哪里？黎明说：“大家应有一个共识：追求和调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你试探对方有无回应，人家拒绝，你继续，这不是调情。”
“有一件事很有趣——大家都希望找一个guideline，跟著指南，仿佛就不会犯任何性骚扰的错了。但性骚扰的成立是很个案性的：同一个动作对不同对象、不同场景，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我们不应去找一个明确的界线，而应讲求社会的互动——追求、调情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互相配合的过程，而非拿著说明书：你按这个就对，按那个会爆炸。对方不是机器，而是一个你需要深入理解及尊重的人。”
当事人从机构离职，没有公开说明
2017年11月，当黎明在Facebook不点名公开这段经历时，有来自“突破”机构的朋友将她的情况反映给“突破”创始人蔡元云医生。
黎明曾获邀与蔡元云见面，她提出：一，希望任某辞职、公开道歉；二，希望机构成立反性骚扰机制；三，要求任某出资帮助机制成立。蔡医生当时承诺，黎明的要求合理，他将与机构商量，争取做到。
与此同时，容晖在“突破”里的前上司Y亦主动询问她的遭遇，在2017年11月获得容晖证词后，上司Y曾向任某当面质询。过了一段时间，任某突然从“突破汇动青年”离职。
“机构没公开说明他辞职的具体原因。”容晖及一位前“突破汇动青年”义工表示，任某原先的工作，包括接触青少年学生，协助举行本地大学生与难民的相关活动，以及训练LA训练营的大使——那些曾参加过训练营、并愿意回来帮忙的年轻人。由于不少现职同事根本对性骚扰事件不知情，有一次机构举行活动时，有员工仍邀请任某出席。
“他的工作会接触到青少年，”黎明说，“怎可以不公开说明他曾有性骚扰行为？”
在蔡元云做出承诺及任某辞职后，黎明早前要求的公开道歉及成立反性骚扰机制，没有下文。2018年6月，她接受BBC访问，再次曝光经历，不过仍没公开机构及骚扰者的名字。
报导出街后，机构再有中间人前来，请容晖与新来的人事部负责人、营运总监陆少彬先生见面。7月18日见面后，由于陆少彬放假，容晖在7月28月写了一封电邮，询问后续处理——按照陆少彬所认为，此时才算容晖真正向机构作出投诉。
“官僚至极。我去年11月就把我的证言告诉前上司，现在却全部不算数，要重新开始。”容晖说。
陆少彬向容晖表示，机构请来两位第三方人士作为调查小组成员——高珮琳及陈幼莉女士。陆少彬向端传媒称，两位成员分别是前执业律师及资深辅导学教授。端传媒搜集资料发现，高女士曾于2013年获有效法律执业证书，而陈女士则是中国神学研究院辅导科副教授，专长是个人、婚姻及家庭治疗师。端传媒曾向陆少彬查询，调查小组成员是否有性骚扰处理经验，但不获答复。
9月7日，陆少彬透过电话告知容晖，调查小组得出的结果是：被投诉人行为属实，属于“不恰当的男女界线问题，在言语和行为上伤害女同工”。容晖当场表示，自己不会接受这个结果。
10月3日，调查小组与容晖开会，将正式调查结果交到容晖手上。容晖在会议上哭了出来。
“他（陆少彬）把电话中内容一字不差复述了一遍。”容晖向记者回忆，“我问他，为何不承认这是‘性骚扰’，他说性骚扰涵义很广，所以选用更具体的字眼来描述。他还说机构不能做出法律判断。我质疑：那如果是偷窃行为，你们会写‘偷窃’二字吗？他说会，因为这比较清晰。”
“所谓‘不恰当男女界线’‘言语和行为上伤害’，很清晰就是性骚扰。”容晖认为。
过期的投诉
容晖所表示遭遇的性骚扰事件，发生在2016年3至6月及8月。当机构给出调查结果时，她已错过了可申请民事诉讼的2年追溯期限。
香港首间性暴力危机中心“风雨兰”总干事王秀容向端传媒表示，在教会背景的圈子里，性骚扰受害人面对的困难之一在于“时间”：“首先她要意识到这是‘性骚扰’，然后她要找对的人反映，否则身边教友可能倾向息事宁人，甚至他们认识施害者，又或者叫你祈祷。等机构调查，结果说你不成立时，事情已过去很久，什么法律途径都没有了。”
王秀容又指，这反映教会圈子高层人士对性骚扰的意识及投诉机制非常缺乏，希望他们日后可以提高对预防性骚扰的认识。
在香港，性骚扰受害人可在事件发生后一年内向平等机会委员会（下称平机会）做出投诉，或在两年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机构的调查，把我这事拖到过期，我没法再提起民事诉讼。”容晖说。
负责处理容晖个案的营运总监陆少彬在回应信件里向端传媒表示，调查小组曾向容晖建议可采纳其他申诉渠道，包括向平机会申诉或报警。而容晖则告诉记者，调查小组从未向她告知过任何法律权利，“这是他（陆少彬）向媒体说谎。”
未完成
端传媒向任某以电话、短信形式询问他对事件的回应，获覆“我对这事没有任何comment。”
“到这一刻，任某都没有任何来自机构的惩罚性后果，连调查信都不肯用‘性骚扰’这个字眼去形容他的行为。”容晖说。她们认为，任某的辞职没有作公开说明，看起来更多是机构与他达成的息事宁人手法。
“公义是要给人看见，让它成为一种共识和规范，才会让人相信公义。不被看见的公义，是台底下的私了，只是处理麻烦而已。”黎明表示。
“我们要求他辞职，不是要复仇，而是因为他在一个青少年机构工作，而我们不希望他继续留在这职位上接触年轻人。我三十多岁，拥有理论知识，尚且要面对众人的质疑；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如碰上这种事，谁敢出声？”
“我们不只要求这人辞职，更要作公开道歉，要让这环境形成一个共识：不可以用性格或者玩笑来解释性骚扰。性骚扰应该有后果。我们的群体既然有信仰，就应该有一个公义的准则。”黎明说。
黎明与容晖均希望透过媒体曝光，迫使机构成立有效的反性骚扰机制。她们表示，在举报事件前，机构并没有相关的性骚扰处理机制；在处理容晖投诉的过程中，机构表示引用了《突破汇动青年防止歧视及滋扰指引》（下称《指引》）作为标准。
端传媒向“突破汇动青年”查询《指引》的成立时间，以及为何网站没有挂出《指引》内容。营运总监陆少彬表示，《指引》是在今年1月“更新”，他承认此前只在同工手册中有关于处理“歧视滋扰”的指引，而《指引》是于端传媒发表报导前一两日才放上网站。记者查阅《指引》，内容指确保机构人员不因种族、性别、婚姻状况等受到歧视，但全篇均没出现“性骚扰”三个字。《指引》要求职员在有关事件发生三个月内提出申诉，机构将成立不少于三人之调查小组，成员可考虑“同工”、“牧师”、“外界专业人士”，但并没列明成员是否需要有性骚扰、性侵处理经验。
“任某在机构里对多人做出性骚扰，而每次都可逃过责任，这绝不是因为他特别坏或特别聪明，而是制度本身没有提供保护给大家，机构亦没有推进大家判断性骚扰的意识。”黎明说，“万一日后有类似事件发生怎算？不，已经知道有了。”
端传媒访问了一名曾在“突破”做义工超过3年、同样是基督徒的A小姐，她表示曾2次遭遇机构男同工F的性骚扰，包括摸下巴、摸背脊等。“我是个会原谅人的人，我信基督，弟兄姊妹要宽恕，我也会这么想。”A说尽管如此，她并没感受到骚扰者的悔意。
她不敢曝光F，因为他在机构内德高望重，是“道德楷模”。“黎明这样长年被性骚扰，她说出来，都被大家攻击成这样；我只是被摸了一下背脊和屁股，很少事......看到他们怎样对黎明，就知道我会怎样被对待。我怕死地缩起来了。”A说，“原来，我们机构是没有行公义的，我恍然大悟。”
A小姐所指的男同工F，容晖说正是她所遇到的另一名性骚扰施害者。她们仍在等一个时机，等待更多人站出来。
（实习记者冯楚怡、刘家睿、黄绮婧及洪诗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