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台湾，慰安妇的历史再次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早先在历史教育课纲修正过程中，就有人刻意提出“将慰安妇历史说成自愿”的伪新闻；8月14日国际慰安妇日，国民党在台南立了一个慰安妇纪念铜像（但样貌和穿著都不符合当时台湾女性），但又发生日本人疑似脚踢慰安妇铜像的风波；接著，9月26日，国民党前总统马英九又在公开场合提到“慰安妇和金门‘八三一’（1952年至1990年中华民国国防部于福建金门设立的军妓妓院）不可一概而论”⋯⋯地方选举在即，慰安妇议题再次成为不同政治立场阵营的对峙工具、与情绪动员的筹码。
多年来，台湾对慰安妇议题的诠释，是完全紧扣著政治颜色光谱的。偏蓝、偏统的政治立场者，将慰安妇的历史视为日本政府十恶不赦的明证，坚定地要求日本官方必须对此事表达歉意，某种程度上也贴合著中国官方对此事定下的调性：国仇家恨、民族耻辱。
偏绿、偏独者在这议题上有两种态度，其中一种是以人道立场，谴责日军征集慰安妇的行为是战争暴力，但他们也略显尴尬，因为太卖力谴责可能让人觉得自己有“与国民党和中国站在同一阵线”的嫌疑；另一种，或承继了家族对日本的情感，或心中仍有对国民党和中国的愤恨，慰安妇历史于是成了战争下的“必要之恶”，甚至有了“自愿说”来为这种暴行开脱。
但不管采取什么立场，任何一方都难以脱离以“国族对立”去看待慰安妇历史的视角，不论采取中华国族、台湾国族还是亲日国族的立场，最后都走进了异曲同工的困境，而这也让慰安妇从受害到平反，都落进国族父权幽灵的圈套之中，难以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