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台湾的天空特别彩虹。
十月下旬，国际同志联合会亚洲双年会（ILGA-ASIA）在台北盛大举行。年会由欧洲经贸办事处赞助、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共同主办，共有超过三十国、三百多位性别运动工作者参与。同时间，还有“亚洲同志合唱音乐节”，与第二届“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相互辉映。
台湾同志的公开活动早已跨出台北；在中部、南部、东部都举办了在地游行。而今年，首次有地方开放同性伴侣参与集团婚礼，台北、高雄与台中三个城市，也都开放同性伴侣关系的户政注记。虽然碍于中央法令限制，以上措施都仅有象征意义，无法有确切的法律效益，但已是值得纪念的突破。
此外，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女士公开以影片表态，支持婚姻平权。以其单身女性的身份做此表达，实属勇气过人。同志社群除表示欢迎，也期待蔡女士提出具体政策，并敦促过去在此议题表现不佳的同党国会党团，能配合落实。对比于民进党只有少数委员愿意为此努力，去年太阳花运动后兴起的第三势力新政党，则争相提出更具体关照同志权益的修法目标。
十月最后一天，第十三届台湾同志大游行举行，七万人涌向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也是台北主要的社运抗争据点。大小彩虹旗飘扬在街头，象征对各种少数、边缘族群与议题的包容。
不忘柜中孤单
今年主题“年龄不设限－解放暗柜・青春自主 No Age Limit.”，引领大家反省，当前社会如何透过年龄、性别等框架，来规范个人。这个诉求，直接挑战华人社会保守恐性的文化；其指出家庭与学校场域不重视性教育、总是隐讳回避，却制造更多问题（例如师长同侪对同志的霸凌）的现况。
因年龄而饱受限制的，也不只被“儿少保护”约束的青少年；老年病残者，更在生活各个层面被“去性化”。如果“性”是人类的本能，那么不只同志的性需要去污名，所有人的情欲需求都应被正视。这两年积极提倡身障者性权的“残酷儿”组织，与他们推动的“手天使运动”（帮助身障者抒发情欲的志愿服务），就是在这个“不放弃任何人”的脉络下产生。
这类乍看“激进”的反省，绝非突然蹦出来的，而是紧扣着台湾同志运动的起始精神：不忘边缘弱势。2003年首届同志大游行数百人的队伍中，除有妇运和人权团体，还有日日春（支持性工作权的社运组织）与台湾末代公娼；有些不敢出柜的同志就紧紧跟着日日春的队伍，表示若不幸被媒体拍到，可以说自己是来支持公娼工作权的。性工作者和同志同为边缘弱势，紧紧相依的画面，令人揪心。
台湾同志游行联盟始终谨记：不管是LGBTIQA、性工作者、还是不愿被去性化对待的青少年或身障人士，他们的“柜子”也许不同，但柜子的素材却是相似的“偏见、恐性文化、奖励生殖的传统、歧视、不断堆加且复制的污名”。正因如此，所有离开衣柜的人一旦有力气站出来，都不该忘记曾在柜子里的孤单，更不该放弃那些仍在柜子里忍受、努力求生的人们。
骄傲背后的血泪
30年来台湾同志平权运动的轨迹，似乎成了整个华人世界、甚至亚洲国家同运向往的指标。但其实不是台湾的同志运动者特别敢冲，而是一次次被压迫到走投无路的绝望，才催逼出每一项关于权利的意识。台湾同运者的步伐背后，其实是一个个受到压迫、甚而付出生命的面容。
早在1980年前后，文坛有如白先勇、邱妙津、林怀民、朱天文、李昂等人，不分性倾向、以创作规避道德挞伐，碰触同志许多难以言明的创伤，宽慰柜子里的灵魂。80年代中，有祈家威先生与同性伴侣前往法院登记结婚被拒、田启元因感染爱滋被媒体曝光、而被师范大学拒绝入学等事件。
1990年代，媒体为满足大众猎奇心态，以刻意用耸动手法处理同志相关的社会新闻，甚至数度潜入同志酒吧偷拍，导致部分同志曝光承受重大压力、甚至自杀。警察对同志的偏见，更是直接化为恶意举动；荷枪实弹临检、强验爱滋、泄露身份给媒体等侵犯人权之举，屡见不鲜。
同志社群长年被污名的压抑，终于爆发，汇聚成组织倡议团体，集结发声的意识。“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由四个同运团体整合成，以助人工作（社工）的角度出发，从电话咨商逐渐转型为全方位的同志平权和教育组织。其它同志行动者或如陈俊志等投入艺文创作，软性影响着社会观感；或如女权会、妇女新知等开始探讨亲密关系民主化、同性伴侣间家暴与法律争议实务；或如同家会等组织，致力同志家庭的生育权、亲权、婚姻权、伴侣权；或如TG蝶园专注于跨性别者在身份转换中所受到的为难、职场与社会歧视；更有像性别人权协会这类，致力于去除爱滋污名倡导的工作者。1996年，台湾甚至出现亚洲第一个为同志成立基督教会“同光同志长老教会”。
2000年，台北市民政局编列官方预算，举办第一届“台北同玩节”，也间接促成日后同志大游行的组织。同年九月，陈水扁总统会见来台参与游行的美籍代表与台湾同志社团时，公开表示“同性恋不是罪，也不是疾病”。2001年，在人权与司法改革团体多年努力后，终于促使大法官会议颁布释字第535号解释文，明确指出警察不得不顾时地及对象任意临检。来年立法院也通过了《警察职权行使法》，不只为同志，也为所有公民，在走出威权国家阴影的人权保障之路，迈进一大步。
官方态度虽看似松动，但压迫仍见于社会许多角落。2000年四月，屏东国中生叶永鋕下课前提前上厕所，却离奇陈尸于厕所中，原因不明。当时学校匆促结案，但记录片导演陈俊志锲而不舍地以影像记录介入，台湾人权促进会的顾立雄律师也在家属委托下介入调查，才发现：叶永鋕因“女性化”而遭校园霸凌，才会在下课前提前上厕所，导致其死亡无人目击。虽然其死因仍未侦破，但咸认为校园霸凌是致其死亡的间接因素。
这起事件在台湾社会，特别是教育界引起震撼。叶同学的悲剧，从报纸一角无人注意的地方事件，最后促成延宕多时的《性别平等教育法》正式立法实施。
同运在台湾历史的镶嵌
回顾台湾同运崛起的年代，正逢民主化浪潮，党禁报禁逐渐解除，社会也开始热衷于本土化、建立主体意识。当年工运、农运、妇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不少同志在出柜投入平权运动前，已是其中重要推手。因为这个起点，台湾的同志运动者从未自外于社会整体之外，总是在街头、在各种战场里支持着弱势者。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无整个社会经历的民主化历程，同志平权运动恐怕也不会是如今的轨迹和规模。
是以，不论是台湾或任何一国走过的运动经验，尽管可以互相参照交流，却难以复制。因为一时一地独特的政经情势，或某个突发重大事件，都可能让运动方向或模式发生改变；很多时候，仅是历史因缘际会与大环境造就的幸运。
不过，在全球化下日益扁平的世界里，若干跨境因素，也会牵动各地同志平权运动的进程。本文下篇将聚焦于台湾同运遭遇的两种阻力；一是传统价值与新自由主义的合流，二是美国宗教右派影响力的投射；这两者，都凸显出平权运动中的国际因素。
（乔瑟芬，伴侣盟理事、媒体与表演艺术行政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