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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为本土派成立的“香港共产党”（简称“港共”），意在测试保安局对香港民族党（简称民族党）“党禁”之后中共与港府对政党自由问题的“底线”。打著“习近平思想”的旗号，宣称必要时会通过“武装革命”夺取香港政权的香港共产党，较今日早已面目全非的“中共”似乎更加符合共产主义的原教旨。有新闻又传，港共或将延请民族党主席陈浩天担任港共的主席。港共无论从组织形式还是思想内核上都在嘲讽当今的中共，亦暗含了对“六七暴动”时原教旨的左派组织的反讽。
“红色势力”公然“亮相”，是近年来中共“向左转”之后港台地区共同存在的一个现象。
在台湾，无论是黑道大哥“白狼”张安乐成立的“中华统一促进党”（统促党）还是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彰化二水共产庙”，都是台湾政治光谱中一个扎眼的存在。他们秉持中共意识形态，以“红统”为目标，在台湾高挂五星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必要时展开“全武行”，去恐吓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
虽然有消息指出，“统促党”与“二水共产庙”背后确有中共的支持。但文革式的街头游行与政治宣示，并不是中共一贯以来的“统战”方式，因而张安乐之流的“红统”势力，除了在地的舆论造势，与在中国内部新闻播报时表达“两岸统一”是所谓的“民心所向”时，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而无论是“统促党”还是“共产庙”，如行为艺术一般激进的政治宣示的背后，更多是一种“表忠心”，及通过这种“表忠心”换取更多利益的尝试。
与台湾不同的是，香港的“红色势力”（并非嘲讽中共的香港共产党），更多的是一帮被冠以“保皇党”恶名，手握大权的建制派。
这些人中，有长年与中共合作的党团，有“中共地下党”，亦有明面上的中共势力——中联办。在政治上，保皇党紧随“上意”，香港但凡出现星点的本土声音，便能看见他们接二连三地跳出来怒骂、抨击、谴责。在法律上，握有行政和立法大权的保皇党亦会对有利于北京的一条又一条法律强开“绿灯”。在民意上，保皇党更是用一些论述来帮助北京测试香港人的底线——近日，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阐述“一国一制”有利于香港的高论；在此前，梁爱诗甚至违背其作为律师的职业操守，不顾法律“既往不咎”的基本原则，倡议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后对现行的港独势力进行“溯及既往”的惩罚。
在香港现行体制下，势力强大的保皇党绝对不会失去政权，而更为激进的红色势力的出现，既不必要，亦会无端造成香港民心的恐慌。这样的“真空”也就留给了本土派嘲弄中共的空间与机会。
那么，中共会如何对待这个叛逆的“香港共产党”呢？
其实，中共并不乏“处理”这些不合作的左派组织的经验。远至毛时代，便已有“扛著红旗反红旗”的政治斗争术语，近及当下，前段时间积极参加包括北大“#metoo”运动与深圳佳士工人运动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就在校方配合默契的官僚主义拖延战术中被无故解散。
对中共而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绝不是中共“信任”一个非官方左派组织的先决条件；反之，合作者自身地位的高低，对中共体制的“顺服”，和对中共统战政策的无条件执行，才是获得中共认可和“祝福”的关键。
以香港为例，虽然建制派中的“工联会”长期以来与中共合作，并与“六七”暴动有著紧密联系，但97以后，由于工联会极左的政治光谱未能获得大多数民意，中共转而扶持更为温和的“民建联”和英殖公务员体系内的“亲共”人士；而这些人亦须亦步亦趋地跟随中共的统战政策行动，稍有不慎，便会被抛弃——去年特首选举季，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因在参选后过早地面见中联办，引起港人反感，使中联办最终选择扶持林郑月娥取代之。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面对一个“根不正，苗不红”，且本身带有嘲讽意味的“香港共产党”，中共的策略，可以说是足以达致“软硬兼施”的目的的。
从软的一方面说，中共大可不用在意这个初生的小社团，任其自生自灭。尽管港共成立之初便已有“武装革命”的政治宣示，然而在香港这样一个戒备森严的警察城市中，想要真正达成“武装革命”的目的，基本上属于天方夜谭。而一个高举“习思想”的政党，本身已经挫伤了本土派的正当性。对于支持本土思潮的普罗大众而言，假借“共产党”外衣嘲讽共产党制度的新政党的吸引力与号召力，自然是没有“香港民族”这样直观的意识形态强。而一个“共产党”的空壳一旦存在于香港的政治光谱之中，便会成为日后中共强推“一国一制”的基础，若真如此，香港共产党的命运无疑是由反讽变成了自嘲，成为了“请君入瓮”的鲜活例证。
从硬的一方面说，如若港共真的如外界报导的那样，延请民族党主席陈浩天作为其党魁，并继续以本土派的意志来行动的话，中共大可继续使用针对“港独”的政策工具来对付这个新成立的“香港共产党”，港共的结局应与民族党并无二致。本土派除了能够听到“共产党解散共产党”这样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新闻标题后（事实上在苏共的历史上，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派亦确实解散过共产党的孟什维克派），收获不了任何实际上的政治效益。相反，一旦“党禁”成例，全国人大便可顺理成章地进行释法，或强行引入二十三条立法的“时间表”，或以新的法律形式替代受争议的二十三条，在不造成民意反弹的前提下获得了管控香港言论自由的实际政治效益。本土派之作为，又会如同游梁事件一般，得不偿失，适得其反。
至于保安局会否会依据《社团条例》中“妨碍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的理由拒绝批准香港共产党的成立，我想，对于一个政策的执行机关而言，这并不重要。正如对民族党的“敌意”直接地来自于北京，同样地，对港共的“敌意”，也应该是直接出自于“中央”。
解散香港共产党的理由有很多，保留它的理由亦不少。然而香港共产党的创立，本是对保安局“党禁”民族党的回应，其行为本身就已经代表了香港自由空间不断限缩的现实。对本土派而言，如若放任保安局践踏政治自由，那么恶例将成为定法，成为悬在任何一个非建制派政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政治自由、结社自由与言论自由也就形同虚设，“二十三条”立法不颁自成；如若遵照一般的司法程序，起诉保安局，一旦案件诉至终审法院，势必又会引来新一轮的“人大释法”。
因此，本土派只能选择用这样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中共触手逐渐扼杀香港的不满。其动机固然可嘉，但这依旧改变不了香港自由日益被践踏的现实。中共下令保安局“出手党禁”，已然不再畏惧香港的任何反对声音，香港未来的前途，大概会更加黑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