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北京政府始料不及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变相否决了普选特首之余，却逼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年轻人的“港独”思潮。相信北京当时的评估是政改失败会把中港关系带至另一新低点，但只要安抚一下所谓温和民主派，对“一国两制”应该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反正特区争取民主已数十年，再多等五年、十年也没有什么大分别。这误判是因为对特区不了解所致？
8．31决定背后的中心思想，正是政改不能超越“一国”之底线。国家对特区在政治上不能失控这点，相信明白政治伦理的人应该可以理解，却难以料到在传媒的吹捧下，港独竟成为港人离开不了嘴边的热话题。到了四月“民主思路”访京的时候，北京官员仍然认为这股所谓港独思潮难成气候，也不用过分大惊小怪。只要港独思潮进占不了立法会这主要政治平台，港人亦应该不会支持，到时事情自然会淡化下来。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对港独所引起的社会震荡之评估，应该比北京较贴近真实民情。但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却没多少解决问题的空间。《立法会条例》第40条早于回归时已明确规定不拥护《基本法》、不效忠特区者，不能获得立法会选举有效提名。《选举管理委员会（选举程序）（立法会）规例》第10条及第16条，更清楚赋予选举主任法定权力把关，严格执行《立法会条例》第40条之规定。
虽然有法律界人士认为40条只是一项手续上、而非实质上的要求，但这种看法似乎忽略了以上所提及的规例及《选举管理委员会条例》第541章第4条，需确保选举之公平性和诚实性的要求。
在如此清晰的条文下，选举主任能只眼开只眼闭吗？不执行法律，有负法治之嫌，但执行又被指是“筛选”，是“政治打压”，你叫选举主任怎么办？更出人意表的是，几乎整个民主派在这极度敏感的风波中，却坚决站在港独的一边。这令本来已极为复杂和敏感的政治争拗，变得更复杂、更敏感。
法律条文解决不了政治问题
现实是法律条文解决不了政治问题。虽然选举主任之法定权力清楚不过，但在泛民一面倒的公开舆论下，不要说普通市民，就算有法律知识的人也不知道孰是孰非，弄不清对错。基本上，港人认为不容人参选是违反了我们的核心价值，也是“两制”的中心点，在政治上怎可以接受？这负面情绪直接挑动了对一国两制的质疑。
问题正出在这里。泛民的角度似是只要在政治上有利，法律很多其他条文，或条文背后之原意也可以不理，且不能违反他们一贯只看“两制”，不重“一国”之立场。北京所持之看法却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宪法是清晰的，法律也是清晰的，一国两制之下的“一国”更不容否定。
泛民中人不乏具资深法律及高学识背景的政治人物，他们应该能看懂宪法和法律之要求，亦应清楚明白一国两制之界线在哪里。但他们仍旧站在港独的一边，正好证明了泛民口是心非，实在毫不尊重“一国”。再加上泛民与此同时不断提出所谓“民族自决”或“内部自决”之主张，正好证明最终这也只是一种倡议港独的模式。民族自决自然是港独的借代词，即便是所谓内部自决，虽说是在宪制框架下争取“自决”，但最终目的仍是尽量摆脱“一国”之束缚，这又与港独有什么分别？难怪王光亚也闹著情绪说：“这样的一国两制，不要也罢！”
不要少看这一句负气话。王光亚可说是北京最开明、最温和之官员。他尚且有这种看法，可见北京之鹰派对此事会有何看法？连最开明的北京官员也认为一国两制“不要也罢”，稍有头脑的人也看得出一国两制实乃危在旦夕。毋庸置疑，港独是这宪制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吊诡的是，港独成功与否结果可能也一样。港独成功，一国两制自然失败；但港独就算不成功，对一国两制所带来的冲击，所激发双方之愤怒和对立，也足以令一国两制倒下来。到了今天，问题已不再只是港独会否成功，而是一国两制怎样可以挨下去！
有什么补救方法？当然有，问题在于北京和我们有没有足够时间和决心。也许法庭会判挑战《立法会条例》的人败诉。也许泛民最终会接受法庭之判决，但在政治上，他们已把自己逼至一个无可转身的角落，没有好好的下台阶，如何能顺利转过来？从北京的角度，在九月大选前不能有任何动作，否则严重影响选情。接著便是特首选举，这本来已是一个极难处理的难题，到特首选举尘埃落定，已是一年后之事。港独之势头在这段时间中将不断冲击现行制度。每次冲击，泛民均难以不继续站在港独一方。因此形势只会愈来愈差，逆转之机会只会愈来愈少。
这一年，可能是回归以来最关键的一年。但愿天佑香港，我们能跨过这一关。
（汤家骅，民主思路召集人、资深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