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拨回到近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1989年，6月3日。
时年32岁的荷兰人彭轲（Frank Pieke），正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安门广场。两个月前，几位北大学生把一张巨大的胡耀邦黑白画像贴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方，自那以后，彭轲便每日骑车前来广场查看。当时他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人类学博士，论文题目便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学生运动。
虽然从5月下旬起，“军队入城”便已经不是新闻。但6月3日这晚，彭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寻常，各处传来“清场”的消息，火药味在空中弥散。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他近期里最后一次到访天安门。不出意外，几小时后，军队采取强力措施进行“清场”，后来世人耳熟能详的“六四”，终于上演最惨烈的一幕。
多年以后，已经是国际知名汉学家的彭轲在《了解中国：一本21世纪的导读》（Knowing China: 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一书的导言中，回忆了1989年的那段经历。他这样描写自己当年的判断：“无论过去它有多受欢迎，共产党都已经丢掉了它的合法性，只剩苟延残喘。它的死亡将只是时间问题。”但在同一节文字中，他立刻又将话锋拉回当下——“20多年过去，这些对中国的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