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汉学家彭轲：中共体制依然牢固，但治理模式正在丧失平衡

时钟拨回到近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1989年，6月3日。

时年32岁的荷兰人彭轲（Frank Pieke），正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安门广场。两个月前，几位北大学生把一张巨大的胡耀邦黑白画像贴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方，自那以后，彭轲便每日骑车前来广场查看。当时他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人类学博士，论文题目便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学生运动。

虽然从5月下旬起，“军队入城”便已经不是新闻。但6月3日这晚，彭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寻常，各处传来“清场”的消息，火药味在空中弥散。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他近期里最后一次到访天安门。不出意外，几小时后，军队采取强力措施进行“清场”，后来世人耳熟能详的“六四”，终于上演最惨烈的一幕。

多年以后，已经是国际知名汉学家的彭轲在《了解中国：一本21世纪的导读》（Knowing China: 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一书的导言中，回忆了1989年的那段经历。他这样描写自己当年的判断：“无论过去它有多受欢迎，共产党都已经丢掉了它的合法性，只剩苟延残喘。它的死亡将只是时间问题。”但在同一节文字中，他立刻又将话锋拉回当下——“20多年过去，这些对中国的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

对彭轲来说，这种充满了戏剧性和可能性的内部张力，正是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极具吸引力的地方。过去20多年里，他以共产党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由此管窥中国政治和社会运行的肌理。他思路别致，曾花数年“蹲点”党校系统进行实证研究，并集结成《优秀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一书。此外，他的研究兴趣也涵盖海外的中国移民社群，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政治权力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试验场。

这种充满了戏剧性和可能性的内部张力，正是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极具吸引力的地方。

这个过程中，彭轲也迎来职业生涯的高峰。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后升任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从2018年8月起，他开始担任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下简称MERICS）的总裁，接替政治学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领导这个欧洲最大的中国研究智库。

墨卡托基金会的雄厚财力支撑起了MERICS强健、高产的研究团队，它的成员不仅是德国媒体的常客，也是英文媒体在报导中国时最常引用的欧洲智库。它还以对中国的批判态度而闻名，甚至招致了《环球时报》的长篇“起底”，指责其立场偏颇、敌视中国。彭轲接任韩博天的消息传出后，《环球时报》还撰文称，希望新总裁能够改变德国舆论对华看法。

彭轲的履新会否调整欧洲最大中国研究智库的发展方向？彭轲本人三十年前的经历，给后来的研究思路留下什么烙印？他对近期中国政治变化又有怎样的体察和预判？近日，端传媒对彭轲进行了专访。

“亲华”vs“反华”？这是个假问题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首先，祝贺您接任MERICS的新任总裁，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话题开始。华语世界许多读者对这个机构有所耳闻，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环球时报》曾经对它发难，声称曾经多次向MERICS发出采访请求，但总被拒绝。该报由此得出结论：MERICS对中国的媒体持敌视态度，并进而质疑其研究成果的公正性。您对此有何评价？

彭轲（以下简称彭）：MERICS与《环球时报》的接触发生在我上任之前，我本人没有参与这个过程。但就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过去MERICS也曾跟中国的媒体有过联系，结果发现，他们在采访时说的话会被曲解，或是被诬陷没说过的话。所以MERICS决定“保守”对待中国媒体，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坏影响。

端：今年早些时候，《环球时报》在关于MERICS人事变化的报导中，称您为“亲华派”。特别是与您的前任韩博天教授相比，他们认为，您似乎对中国释放出更大的善意。对这个“亲华派”头衔，您怎么看？

彭：这个角度是不对的。这不是一个“亲华”还是“反华”的问题。我既不完全支持中国，也不完全反对中国。

如果中国一直抱着这种二元对立的态度看待中国研究——出现正面声音就是“朋友”、而负面声音就是“敌人”，只能说，他们确实没能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想要了解中国的社会、政策、文化。首先是因为它们很有吸引力，再次是因为欧洲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人也需要了解外国人看待中国社会的角度。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观察，然后把它写成文章。无论对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这样的过程。这不该被理解为一个“朋友”或是“敌人”的行为。如果中国一直抱着这种二元对立的态度看待中国研究——出现正面声音就是“朋友”、而负面声音就是“敌人”，只能说，他们确实没能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修宪的真正问题所在

端：今年3月中国修改了宪法，习近平将拥有成为终身主席的可能。您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修宪的事让您感到惊讶吗？

彭：不，完全没有。我想大多数中国研究专家都不会感到惊讶，我们应该都预料到了这一点。他这几年一直有修宪的打算。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件，因为他有这样去做的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能任期两届，这其实也很晚近的事情。在中共建政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并没有明确的任期限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修宪并不是去打破一种古老的传统，只是抛弃一个实施不久的“新规定”而已。

相比修宪的程序性问题，我更在意的是它反映出来的政治文化特征。就习近平个人来说，他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繁荣和稳定的保证。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态 。而像中共这样的政党一直存在着“成王败寇”的问题：一旦当前的领导者被认为是成功的、强势的，其他的领导候选人要么就被击败、从公众眼中消失，要么就只能从属于主要领导者。

像中共这样的政党一直存在着“成王败寇”的问题。

欧洲的政治文化更有“能上能下”的一面，也因此有更多弹性。而在中国，政党和领导者本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认为，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好这个工作，因为有能力的其他人都已经退出、或者被占统治地位的领导者所控制。政治的进程成为一个“赢者通吃”的过程。所以他会认为，“没有人可以接替我，这真是一个完美的成功。”

端：所以您认为修宪的影响更多是象征性的吗？它可能带来的实际影响包括哪些？

彭：我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习近平能否赢得第三个任期。这并不重要，因为无论谁有能力在五年后接替他，都可能首先被他收编。真正的危险是，习近平在年纪变得很老之后，仍然掌权。

眼下来看，习近平很好地掌控着局势。他今年65岁，还很健康，也很敏锐，虽然政策上难免有质疑声音，但我没有看到任何来自中国的理由能反对这种情况再持续八九年。但当他75岁时，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一位具有绝对权力的领导者年纪变得很大，不再拥有健全的精神和体格，就会变得偏执、甚至有被害妄想症。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例子：当一位具有绝对权力的领导者年纪变得很大，不再拥有健全的精神和体格，就会变得偏执、甚至有被害妄想症。他会觉得自己正在失去对政治权力的控制，甚至会认为全世界都在密谋反对他。

于是他们开始将共产党和社会视为自己的延伸。他们的身体和思想都在越来越衰弱，会因此全力以赴地想办法延续对共产党和社会的控制。他们觉得自己有可能死去，他们越来越害怕，因而会试图更强势地控制他们身体和思想的延伸。在斯大林和毛泽东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当他们拥有绝对权力时，便不会再区分个人和他们通过这个政党控制的世界。然后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弱点，就会认为是党内政治出现了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理，这种情绪很有可能也会发生在习近平身上——如果他能如愿突破任期限制、执政更久的话。

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丧失平衡

端：不少人之所以选择相信中共体制，是因为相信它是一个以精英制为基础的、奖励贤能的制度。您在2004年的《优秀共产主义者》一书中也谈到过这个观点。十几年过去了，您是否仍然这样认为？

彭：是的，就眼下来说，我认为中共的体制仍然非常牢固。中共之所以迄今为止如此成功，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精英制，选择了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来统治，并且不断地让他们保持警觉和反思。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做得很好。

但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势是，习近平的统治地位和反腐运动导致人们发现在自己的工作中自主行使权力越来越困难。体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恐惧。人们害怕犯错，担心说错话。这会让人瘫痪无为。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只根据上面的意见，来决定他们应该说什么、做什么。人们不再说“我知道这样可能不对，但我要完成工作就得如此”。而是越来越倾向说“行，这样做算是正确吧？”我认为这种趋势很危险。

共产党体制和政府结构中的良好韧性正在被逐渐抛弃，而迅速增长的，则是人们对习近平指令的无条件遵从。

人们害怕犯错误，因为后果不仅仅是受到批评或者无法获得晋升，而是立即被指控腐败，甚至可能会付出生命。共产党体制和政府结构中的良好韧性正在被逐渐抛弃，而迅速增长的，则是人们对习近平指令的无条件遵从。这非常危险，但习认为这很好，他认为就应该是这样的。此前围绕所谓“定于一尊”的争议，也显示出这种趋向。

在我看来，中共体制需要有效统治一个去中心化的、规模庞大的社会，而上述这种状态会带来极大危险。试图让国家中心化，反而会使其陷入瘫痪状态。共产党有一个非常灵活的、充满活力的系统。它在不同的地方有截然不同的运作方式，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体制要去适应当地的状况，但现在却越来越不是这样了。

端：在《优秀共产主义者》一书中，您曾用“新社会主义”来总结共产党对当代中国的统治方式，即社会主义在中国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它并没有消亡，而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您认为，习近平近年来的个人威权地位是否会破坏这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宏观平衡？

彭：在我看来，习近平是相信市场力量的，这也是他的可取之处之一。他认为市场的力量不仅存在经济运行中，也可以用来运行社会和政治。但习近平也在越来越多地试图引导市场。因此，政治对市场的影响现在比十年前要大得多，从海外投资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过去的四五年中，海外投资与北京政府的战略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一带一路”。这其实不太符合这些希望进行海外投资的公司的意愿，但现在它们已经不能再做出自己的决定了，他们不得不把钱花在政治上正确、但经济上不合理的事情上。

中国现在仍然是“新社会主义”，但平衡开始逐渐消失了。

中国政府也同样在做类似的决定：大公司得到的待遇越来越好，它们能获得大笔资金，正在接近市场领域的垄断。但这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利益。因此，虽然习近平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市场与政治、市场与政府治理的融合或联系，但实际上他越来越朝着控制市场的方向发展。所以中国现在仍然是“新社会主义”，但平衡开始逐渐消失了。

我认为这不是聪明的做法，因为它将经济政策与政治地缘政治目标混为一谈。中国想要同时做两件事，一是希望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全球空间，同时也希望为中国创造更多的影响范围来与美国对抗。

习近平完全相信这两件事应该、并且可以一起进行。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政府不能这样做。因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参与者，你在其他地区的利益可能首先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例如，“一带一路”在欧洲政府眼中就有着根本矛盾。一方面，欧洲政府从中看到经济力量的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贸易关系的加强。它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另一方面，它们需要付出一些政治上的代价。这种地缘政治的代价不会被明码标价，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并且越来越重要。这样一来，欧洲各国政府就不乐意了。这就是政治议程破坏经济议程的典型例子。用经济手段创造政治权力是一个不明智的想法。

端：今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纪念仪式，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似乎正在重新获得声音。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仍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彭：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作为象征符号仍然非常重要，这二者是共产党具有独特统治合法性的象征。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甚至毛泽东都仍然在被引用，以证明“我们拥有的这个真理不同于任何其他任何真理，这给了我们统治中国的独特职责”。但它们却不会明说这种责任到底是什么，也不会说马克思和毛泽东到底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它们只是简单地说，这给党带来了独特的责任，也就是党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

事实上，清楚定义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正是共产党想要避免的。因为一旦马克思主义被清楚地定义，那些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马上会说：“好，这就是你们的政治理念，但实际上你们现在做的并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这会让共产党陷于尴尬境地。

六四是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

端：在《了解中国》一书中，您在开头就讲到了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运动前一晚的亲身经历。明年将迎来30周年的历史性节点，但目前看来距离重新评价似乎仍然遥遥无期。在您看来，当下纪念六四的意义是什么？

彭：今天许多中国人出国之后，六四事件是让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我收集了许多关于六四的资料，于是身边有不少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都会问我借书——“我想读一读关于六四的文献。我想知道当时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感兴趣的程度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你可以在过去29年通过信息封锁，不让公众了解这件事，但它并没有死，它还在那里。这仍然是共产党在某个时候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

这些三四十岁、甚至更年轻的人仍然有兴趣了解六四，认为他们对六四的了解还不够多。所以六四并没有死。你可以在过去29年通过信息封锁，不让公众了解这件事，但它并没有死，它还在那里。这仍然是共产党在某个时候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政府可以把这件事一直压制下去，但你不能控制人们发表与之相关的文章，思考它，并仍然记住它。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必须承认六四的存在，承认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端：今天有不少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人认为，共产党当年出兵天安门，把革命镇压了下去，虽然血腥，但这是那个时间点下必须做出的决定。时隔三十年，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对六四的处理方式？

彭：从根本上说，六四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请愿运动，要求共产党和政府认真对待普通人真正的担忧。它不是针对政府的。六四提出过“某某人要下台”之类的话，它针对的是个人，而不是要攻击政府。所以在我看来，那并不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

共产党本来可以把这场事件变成自己的优势，认真对待并解决这些问题，并试图将这些建议和想法纳入其治理方式，重新掌握统治权。他们有这个机会，却没有把握住。

只要共产党没有付出政治代价，六四将永远作为一个充满政治责任的记忆而存在。

关于六四，共产党本来有两种选项。一是把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性质的事件，并把六四放进教科书和电视上里，告诉大家六四确实发生过。在开始的时候共产党确实这么说过，但现在却不承认了。二是认错——“对不起，我们确实犯了一个错误，也必须从中吸取一些教训。我们会认真对待”。但共产党没有选择任何一种，而是拒绝承认六四的存在。这样做只会让人们依旧纪念它，六四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也许还需要五十年才能为其正名，但只要仍未完成，它就还活着。只要共产党没有付出政治代价，六四将永远作为一个充满政治责任的记忆而存在。

北京的期待，并不总是中国的现实

端：鉴于过去五六年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您现在对中国的未来是更乐观还是更悲观？

彭：首先我想说的一点是，这不是乐观或悲观的问题，因为这假定我知道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但那不是我的工作，它不是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些什么。我刚才提到的，我的工作是告诉外国人和中国人——我认识到的中国的现实是怎么样的。

现在的中国当然仍然可以算是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但问题在于，政府越来越多地监控社会，而不仅仅是治理社会。

现在的中国当然仍然可以算是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但问题在于，政府越来越多地监控社会，而不仅仅是治理社会。因此，现在与胡锦涛时代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共产党相信他们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塑造中国。很多西方人对此不满，因为这让他们想到“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这个旧观念。他们想到的是纳粹主义、是集权专制创造出来的、完全听信政府的统一集体。

端：但这种“社会工程学”思路，不正是从苏联到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一以贯之的吗？

彭：从我作为欧洲学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和许多西方国家正在做的事情，差别恐怕没有绝对意义上那么大。比如，人们现在对监控摄像头有很多讨论。它们遍布全球，每天都在监视我们。在西方，许多政府也正在以此来监控人们的行为，控制那些有潜在危险的罪犯。唯一的区别是，在西方，议会对此有最终决定权，而中国政府不需要向议会负责，因此有更多的自由。

中国政府正在做的，我们的政府也在做，只是中国政府有更大的权力。但在西方，我们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们批评自己的国家，批评政府过多的监督和干涉。但我们谈到中国时，就不再提到自己国家同样也有类似措施，比如社会信用体系。我们假装忘记了这一点，而只是说“中国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可怕的做法”。所以这种讨论对中国也不太公平。

端：所以您似乎对中国的下一步走势并不那么“看衰”——如果我们不用“悲观”这个词的话？

彭：以我对中国的多年观察，中国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中央政府所说的和实际正在发生的，往往有着很大不同。比如北京可能会说，政府要为每个人建立社会信用系统，但建立这样的社会体系需要多长时间，有多少人会抵制，又有多少地方政府会拖延实施呢？所以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中国政府的体制力量看起来要比西方强大得多，但每个地方政府实际都有自主权，要让它们都实施特定的政策实际非常困难。西方人越来越多地误把北京所说的当成现实——但大多情况下，它们只是一个期待、一个议程，而不是现实。

西方人越来越多地误把北京所说的当成现实——但大多情况下，它们只是一个期待、一个议程，而不是现实。

当然，地方政府必须遵守习近平的指示，但它们一直在寻找能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空间，或者说，它们会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实施政策。所以习近平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真正推行。推行之后他可能就会忘记，而地方政府也不一定会真正实施。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或许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它也许看起来很集权，但实际上却是非常分散的。

（安心，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