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漢學家彭軻：中共體制依然牢固，但治理模式正在喪失平衡

時鐘撥回到近三十年前的一個夜晚——1989年，6月3日。

時年32歲的荷蘭人彭軻（Frank Pieke），正騎着單車經過天安門廣場。兩個月前，幾位北大學生把一張巨大的胡耀邦黑白畫像貼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上方，自那以後，彭軻便每日騎車前來廣場查看。當時他正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柏克萊）分校攻讀人類學博士，論文題目便是中國的政治改革與學生運動。

雖然從5月下旬起，「軍隊入城」便已經不是新聞。但6月3日這晚，彭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尋常，各處傳來「清場」的消息，火藥味在空中彌散。直覺告訴他，這將是他近期裏最後一次到訪天安門。不出意外，幾小時後，軍隊採取強力措施進行「清場」，後來世人耳熟能詳的「六四」，終於上演最慘烈的一幕。

多年以後，已經是國際知名漢學家的彭軻在《了解中國：一本21世紀的導讀》（Knowing China: 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一書的導言中，回憶了1989年的那段經歷。他這樣描寫自己當年的判斷：「無論過去它有多受歡迎，共產黨都已經丟掉了它的合法性，只剩苟延殘喘。它的死亡將只是時間問題。」但在同一節文字中，他立刻又將話鋒拉回當下——「20多年過去，這些對中國的判斷被證明是錯誤的。」

對彭軻來說，這種充滿了戲劇性和可能性的內部張力，正是中國作為研究對象極具吸引力的地方。過去20多年裏，他以共產黨為主要研究對象，試圖由此管窺中國政治和社會運行的肌理。他思路別緻，曾花數年「蹲點」黨校系統進行實證研究，並集結成《優秀共產主義者：當代中國的精英培訓和國家建設》（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一書。此外，他的研究興趣也涵蓋海外的中國移民社群，在他看來，這是中國政治權力在全球化時代的新試驗場。

這種充滿了戲劇性和可能性的內部張力，正是中國作為研究對象極具吸引力的地方。

這個過程中，彭軻也迎來職業生涯的高峰。從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以後，他進入英國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後升任荷蘭萊頓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從2018年8月起，他開始擔任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下簡稱MERICS）的總裁，接替政治學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領導這個歐洲最大的中國研究智庫。

墨卡託基金會的雄厚財力支撐起了MERICS強健、高產的研究團隊，它的成員不僅是德國媒體的常客，也是英文媒體在報導中國時最常引用的歐洲智庫。它還以對中國的批判態度而聞名，甚至招致了《環球時報》的長篇「起底」，指責其立場偏頗、敵視中國。彭軻接任韓博天的消息傳出後，《環球時報》還撰文稱，希望新總裁能夠改變德國輿論對華看法。

彭軻的履新會否調整歐洲最大中國研究智庫的發展方向？彭軻本人三十年前的經歷，給後來的研究思路留下什麼烙印？他對近期中國政治變化又有怎樣的體察和預判？近日，端傳媒對彭軻進行了專訪。

「親華」vs「反華」？這是個假問題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首先，祝賀您接任MERICS的新任總裁，我們不妨就從這個話題開始。華語世界許多讀者對這個機構有所耳聞，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為《環球時報》曾經對它發難，聲稱曾經多次向MERICS發出採訪請求，但總被拒絕。該報由此得出結論：MERICS對中國的媒體持敵視態度，並進而質疑其研究成果的公正性。您對此有何評價？

彭軻（以下簡稱彭）：MERICS與《環球時報》的接觸發生在我上任之前，我本人沒有參與這個過程。但就我目前了解的情況來看，過去MERICS也曾跟中國的媒體有過聯繫，結果發現，他們在採訪時說的話會被曲解，或是被誣陷沒說過的話。所以MERICS決定「保守」對待中國媒體，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壞影響。

端：今年早些時候，《環球時報》在關於MERICS人事變化的報導中，稱您為「親華派」。特別是與您的前任韓博天教授相比，他們認為，您似乎對中國釋放出更大的善意。對這個「親華派」頭銜，您怎麼看？

彭：這個角度是不對的。這不是一個「親華」還是「反華」的問題。我既不完全支持中國，也不完全反對中國。

如果中國一直抱着這種二元對立的態度看待中國研究——出現正面聲音就是「朋友」、而負面聲音就是「敵人」，只能說，他們確實沒能理解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我想要了解中國的社會、政策、文化。首先是因為它們很有吸引力，再次是因為歐洲和世界需要了解中國，中國人也需要了解外國人看待中國社會的角度。我們對事物的理解是基於我們自己的觀察，然後把它寫成文章。無論對象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是這樣的過程。這不該被理解為一個「朋友」或是「敵人」的行為。如果中國一直抱着這種二元對立的態度看待中國研究——出現正面聲音就是「朋友」、而負面聲音就是「敵人」，只能說，他們確實沒能理解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修憲的真正問題所在

端：今年3月中國修改了憲法，習近平將擁有成為終身主席的可能。您長期研究中國政治，修憲的事讓您感到驚訝嗎？

彭：不，完全沒有。我想大多數中國研究專家都不會感到驚訝，我們應該都預料到了這一點。他這幾年一直有修憲的打算。對我來說，這幾乎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事件，因為他有這樣去做的能力。

另一方面，中國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只能任期兩屆，這其實也很晚近的事情。在中共建政後的三十多年時間裏，並沒有明確的任期限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修憲並不是去打破一種古老的傳統，只是拋棄一個實施不久的「新規定」而已。

相比修憲的程序性問題，我更在意的是它反映出來的政治文化特徵。就習近平個人來說，他認為自己就是中國繁榮和穩定的保證。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心態 。而像中共這樣的政黨一直存在着「成王敗寇」的問題：一旦當前的領導者被認為是成功的、強勢的，其他的領導候選人要麼就被擊敗、從公眾眼中消失，要麼就只能從屬於主要領導者。

像中共這樣的政黨一直存在着「成王敗寇」的問題。

歐洲的政治文化更有「能上能下」的一面，也因此有更多彈性。而在中國，政黨和領導者本人都不可避免地會認為，只有他一個人可以做好這個工作，因為有能力的其他人都已經退出、或者被佔統治地位的領導者所控制。政治的進程成為一個「贏者通吃」的過程。所以他會認為，「沒有人可以接替我，這真是一個完美的成功。」

端：所以您認為修憲的影響更多是象徵性的嗎？它可能帶來的實際影響包括哪些？

彭：我認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習近平能否贏得第三個任期。這並不重要，因為無論誰有能力在五年後接替他，都可能首先被他收編。真正的危險是，習近平在年紀變得很老之後，仍然掌權。

眼下來看，習近平很好地掌控着局勢。他今年65歲，還很健康，也很敏銳，雖然政策上難免有質疑聲音，但我沒有看到任何來自中國的理由能反對這種情況再持續八九年。但當他75歲時，就是另一回事了。

當一位具有絕對權力的領導者年紀變得很大，不再擁有健全的精神和體格，就會變得偏執、甚至有被害妄想症。

我們已經看過很多例子：當一位具有絕對權力的領導者年紀變得很大，不再擁有健全的精神和體格，就會變得偏執、甚至有被害妄想症。他會覺得自己正在失去對政治權力的控制，甚至會認為全世界都在密謀反對他。

於是他們開始將共產黨和社會視為自己的延伸。他們的身體和思想都在越來越衰弱，會因此全力以赴地想辦法延續對共產黨和社會的控制。他們覺得自己有可能死去，他們越來越害怕，因而會試圖更強勢地控制他們身體和思想的延伸。在斯大林（史達林）和毛澤東身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類似的情況。當他們擁有絕對權力時，便不會再區分個人和他們通過這個政黨控制的世界。然後當他們看到自己的弱點，就會認為是黨內政治出現了問題。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心理，這種情緒很有可能也會發生在習近平身上——如果他能如願突破任期限制、執政更久的話。

中國的治理模式正在喪失平衡

端：不少人之所以選擇相信中共體制，是因為相信它是一個以精英制為基礎的、獎勵賢能的制度。您在2004年的《優秀共產主義者》一書中也談到過這個觀點。十幾年過去了，您是否仍然這樣認為？

彭：是的，就眼下來說，我認為中共的體制仍然非常牢固。中共之所以迄今為止如此成功，因為它從根本上說是精英制，選擇了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來統治，並且不斷地讓他們保持警覺和反思。在這一點上共產黨做得很好。

但近年來出現的新趨勢是，習近平的統治地位和反腐運動導致人們發現在自己的工作中自主行使權力越來越困難。體制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恐懼。人們害怕犯錯，擔心說錯話。這會讓人癱瘓無為。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只根據上面的意見，來決定他們應該說什麼、做什麼。人們不再說「我知道這樣可能不對， 但我要完成工作就得如此」。而是越來越傾向說「行，這樣做算是正確吧？」我認為這種趨勢很危險。

共產黨體制和政府結構中的良好韌性正在被逐漸拋棄，而迅速增長的，則是人們對習近平指令的無條件遵從。

人們害怕犯錯誤，因為後果不僅僅是受到批評或者無法獲得晉升，而是立即被指控腐敗，甚至可能會付出生命。共產黨體制和政府結構中的良好韌性正在被逐漸拋棄，而迅速增長的，則是人們對習近平指令的無條件遵從。這非常危險，但習認為這很好，他認為就應該是這樣的。此前圍繞所謂「定於一尊」的爭議，也顯示出這種趨向。

在我看來，中共體制需要有效統治一個去中心化的、規模龐大的社會，而上述這種狀態會帶來極大危險。試圖讓國家中心化，反而會使其陷入癱瘓狀態。共產黨有一個非常靈活的、充滿活力的系統。它在不同的地方有截然不同的運作方式，做出截然不同的選擇。體制要去適應當地的狀況，但現在卻越來越不是這樣了。

端：在《優秀共產主義者》一書中，您曾用「新社會主義」來總結共產黨對當代中國的統治方式，即社會主義在中國作為一種「治理方式」，它並沒有消亡，而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融合。您認為，習近平近年來的個人威權地位是否會破壞這種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宏觀平衡？

彭：在我看來，習近平是相信市場力量的，這也是他的可取之處之一。他認為市場的力量不僅存在經濟運行中，也可以用來運行社會和政治。但習近平也在越來越多地試圖引導市場。因此，政治對市場的影響現在比十年前要大得多，從海外投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在過去的四五年中，海外投資與北京政府的戰略聯繫更加緊密，尤其是「一帶一路」。這其實不太符合這些希望進行海外投資的公司的意願，但現在它們已經不能再做出自己的決定了，他們不得不把錢花在政治上正確、但經濟上不合理的事情上。

中國現在仍然是「新社會主義」，但平衡開始逐漸消失了。

中國政府也同樣在做類似的決定：大公司得到的待遇越來越好，它們能獲得大筆資金，正在接近市場領域的壟斷。但這不符合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利益，也不符合中國社會的利益。因此，雖然習近平相信市場的力量，相信市場與政治、市場與政府治理的融合或聯繫，但實際上他越來越朝着控制市場的方向發展。所以中國現在仍然是「新社會主義」，但平衡開始逐漸消失了。

我認為這不是聰明的做法，因為它將經濟政策與政治地緣政治目標混為一談。中國想要同時做兩件事，一是希望為中國經濟增長創造更多的全球空間，同時也希望為中國創造更多的影響範圍來與美國對抗。

習近平完全相信這兩件事應該、並且可以一起進行。但我認為從長遠來看，政府不能這樣做。因為作為一個地緣政治參與者，你在其他地區的利益可能首先並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例如，「一帶一路」在歐洲政府眼中就有着根本矛盾。一方面，歐洲政府從中看到經濟力量的投資、基礎設施的建設和貿易關係的加強。它們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但另一方面，它們需要付出一些政治上的代價。這種地緣政治的代價不會被明碼標價，但實際上卻存在着並且越來越重要。這樣一來，歐洲各國政府就不樂意了。這就是政治議程破壞經濟議程的典型例子。用經濟手段創造政治權力是一個不明智的想法。

端：今年也是馬克思誕辰200週年。中國舉行了一場盛大的紀念儀式，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似乎正在重新獲得聲音。在您看來，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仍然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

彭：我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中國社會中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但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作為象徵符號仍然非常重要，這二者是共產黨具有獨特統治合法性的象徵。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甚至毛澤東都仍然在被引用，以證明「我們擁有的這個真理不同於任何其他任何真理，這給了我們統治中國的獨特職責」。但它們卻不會明說這種責任到底是什麼，也不會說馬克思和毛澤東到底傳達了怎樣的信息。它們只是簡單地說，這給黨帶來了獨特的責任，也就是黨性。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中國社會中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

事實上，清楚定義馬克思主義到底是什麼，正是共產黨想要避免的。因為一旦馬克思主義被清楚地定義，那些真正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馬上會說：「好，這就是你們的政治理念，但實際上你們現在做的並不符合馬克思所說的」——這會讓共產黨陷於尷尬境地。

六四是必須付出的政治代價

端：在《了解中國》一書中，您在開頭就講到了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運動前一晚的親身經歷。明年將迎來30週年的歷史性節點，但目前看來距離重新評價似乎仍然遙遙無期。在您看來，當下紀念六四的意義是什麼？

彭：今天許多中國人出國之後，六四事件是讓他們最感興趣的事情之一。我收集了許多關於六四的資料，於是身邊有不少從中國來的訪問學者都會問我借書——「我想讀一讀關於六四的文獻。我想知道當時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這種感興趣的程度讓我感到有些驚訝。

你可以在過去29年通過信息封鎖，不讓公眾了解這件事，但它並沒有死，它還在那裏。這仍然是共產黨在某個時候必須付出的政治代價。

這些三四十歲、甚至更年輕的人仍然有興趣了解六四，認為他們對六四的了解還不夠多。所以六四並沒有死。你可以在過去29年通過信息封鎖，不讓公眾了解這件事，但它並沒有死，它還在那裏。這仍然是共產黨在某個時候必須付出的政治代價。政府可以把這件事一直壓制下去，但你不能控制人們發表與之相關的文章，思考它，並仍然記住它。在某個時間點上，他們必須承認六四的存在，承認他們犯了一個錯誤。

端：今天有不少享受了中國經濟發展紅利的人認為，共產黨當年出兵天安門，把革命鎮壓了下去，雖然血腥，但這是那個時間點下必須做出的決定。時隔三十年，您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黨對六四的處理方式？

彭：從根本上說，六四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請願運動，要求共產黨和政府認真對待普通人真正的擔憂。它不是針對政府的。六四提出過「某某人要下台」之類的話，它針對的是個人，而不是要攻擊政府。所以在我看來，那並不是一場（顛覆性的）革命。

共產黨本來可以把這場事件變成自己的優勢，認真對待並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將這些建議和想法納入其治理方式，重新掌握統治權。他們有這個機會，卻沒有把握住。

只要共產黨沒有付出政治代價，六四將永遠作為一個充滿政治責任的記憶而存在。

關於六四，共產黨本來有兩種選項。一是把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性質的事件，並把六四放進教科書和電視上裏，告訴大家六四確實發生過。在開始的時候共產黨確實這麼說過，但現在卻不承認了。二是認錯——「對不起，我們確實犯了一個錯誤，也必須從中吸取一些教訓。我們會認真對待」。但共產黨沒有選擇任何一種，而是拒絕承認六四的存在。這樣做只會讓人們依舊紀念它，六四是永遠不會消失的。也許還需要五十年才能為其正名，但只要仍未完成，它就還活着。只要共產黨沒有付出政治代價，六四將永遠作為一個充滿政治責任的記憶而存在。

北京的期待，並不總是中國的現實

端：鑑於過去五六年的政治和社會變化，您現在對中國的未來是更樂觀還是更悲觀？

彭：首先我想說的一點是，這不是樂觀或悲觀的問題，因為這假定我知道中國應該是什麼樣的。但那不是我的工作，它不是說中國應該是什麼樣的、應該做些什麼。我剛才提到的，我的工作是告訴外國人和中國人——我認識到的中國的現實是怎麼樣的。

現在的中國當然仍然可以算是一個「治理有方」的社會。但問題在於，政府越來越多地監控社會，而不僅僅是治理社會。

現在的中國當然仍然可以算是一個「治理有方」的社會。但問題在於，政府越來越多地監控社會，而不僅僅是治理社會。因此，現在與胡錦濤時代的一個不同點就是，共產黨相信他們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塑造中國。很多西方人對此不滿，因為這讓他們想到「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這個舊觀念。他們想到的是納粹主義、是集權專制創造出來的、完全聽信政府的統一集體。

端：但這種「社會工程學」思路，不正是從蘇聯到中國的共產主義體制一以貫之的嗎？

彭：從我作為歐洲學者的角度來看，中國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和許多西方國家正在做的事情，差別恐怕沒有絕對意義上那麼大。比如，人們現在對監控攝像頭有很多討論。它們遍布全球，每天都在監視我們。在西方，許多政府也正在以此來監控人們的行為，控制那些有潛在危險的罪犯。唯一的區別是，在西方，議會對此有最終決定權，而中國政府不需要向議會負責，因此有更多的自由。

中國政府正在做的，我們的政府也在做，只是中國政府有更大的權力。但在西方，我們不願承認這一點。我們批評自己的國家，批評政府過多的監督和干涉。但我們談到中國時，就不再提到自己國家同樣也有類似措施，比如社會信用體系。我們假裝忘記了這一點，而只是說「中國要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是一個可怕的做法」。所以這種討論對中國也不太公平。

端：所以您似乎對中國的下一步走勢並不那麼「看衰」——如果我們不用「悲觀」這個詞的話？

彭：以我對中國的多年觀察，中國是一個如此龐大的社會，中央政府所說的和實際正在發生的，往往有着很大不同。比如北京可能會說，政府要為每個人建立社會信用系統，但建立這樣的社會體系需要多長時間，有多少人會抵制，又有多少地方政府會拖延實施呢？所以這件事並不那麼容易。中國政府的體制力量看起來要比西方強大得多，但每個地方政府實際都有自主權，要讓它們都實施特定的政策實際非常困難。西方人越來越多地誤把北京所說的當成現實——但大多情況下，它們只是一個期待、一個議程，而不是現實。

西方人越來越多地誤把北京所說的當成現實——但大多情況下，它們只是一個期待、一個議程，而不是現實。

當然，地方政府必須遵守習近平的指示，但它們一直在尋找能讓他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空間，或者說，它們會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實施政策。所以習近平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想法，但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真正推行。推行之後他可能就會忘記，而地方政府也不一定會真正實施。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或許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之一——它也許看起來很集權，但實際上卻是非常分散的。

（安心，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