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电影名Crazy Rich Asians来形容“中式资本主义”今年遇到的一系列麻烦，可能再合适不过了。这部好莱坞（荷里活）的卖座电影在华人世界中口碑极好，不少土豪甚至包场请朋友们观看。不过说到底，那不过是新加坡富商经历了百多年财富积累和殖民规训，代表所谓儒家伦理的东亚资本主义模式，在特朗普（川普）治下的美国显出华人社会的另类文化高级感。
然而对中国本土的新富们来说，他们今年的连串遭遇可谓真正“抓狂”。随着贸易战加剧，他们不仅承受着政策环境变动的压力，而且仿佛陷入了商业伦理的沼泽，四处碰壁，危机重重。
从中兴公司的制裁事件，到京东CEO刘强东的性侵案，在中国大陆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的伦理焦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伦理问题，也不是十几年前被国际社会指责的中国血汗工厂的劳动伦理，更不是最近几年成为中共治理焦点的环境伦理，甚至不是从三鹿奶粉到最新的长生疫苗等劣质产品丑闻引发的诚信，而是互联网公司因其产品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接管、而在贸易战背景下暴露的伦理危机，这是一场牵涉所有人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动荡，仿佛“亚洲富豪也抓狂”的全民版。
危机从何而来？
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加入WTO以后所经历的伦理冲突，从加工业到上游产业再到高技术产业，伦理焦点第一次跳出了生产和消费场所，不再单纯关涉劳工阶级或特定消费者，而进入中产阶级的日常伦理，更牵涉到中产阶级所熟悉、而且奉为榜样的企业家群体。刘强东的一言一行，犹如京东销售的无数生活用品，都牵动着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共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