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强：亚洲富豪也抓狂——从刘强东案看中国社会的伦理危机

借用电影名Crazy Rich Asians来形容“中式资本主义”今年遇到的一系列麻烦，可能再合适不过了。这部好莱坞（荷里活）的卖座电影在华人世界中口碑极好，不少土豪甚至包场请朋友们观看。不过说到底，那不过是新加坡富商经历了百多年财富积累和殖民规训，代表所谓儒家伦理的东亚资本主义模式，在特朗普（川普）治下的美国显出华人社会的另类文化高级感。

然而对中国本土的新富们来说，他们今年的连串遭遇可谓真正“抓狂”。随着贸易战加剧，他们不仅承受着政策环境变动的压力，而且仿佛陷入了商业伦理的沼泽，四处碰壁，危机重重。

从中兴公司的制裁事件，到京东CEO刘强东的性侵案，在中国大陆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的伦理焦点，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伦理问题，也不是十几年前被国际社会指责的中国血汗工厂的劳动伦理，更不是最近几年成为中共治理焦点的环境伦理，甚至不是从三鹿奶粉到最新的长生疫苗等劣质产品丑闻引发的诚信，而是互联网公司因其产品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接管、而在贸易战背景下暴露的伦理危机，这是一场牵涉所有人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动荡，仿佛“亚洲富豪也抓狂”的全民版。

危机从何而来？

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加入WTO以后所经历的伦理冲突，从加工业到上游产业再到高技术产业，伦理焦点第一次跳出了生产和消费场所，不再单纯关涉劳工阶级或特定消费者，而进入中产阶级的日常伦理，更牵涉到中产阶级所熟悉、而且奉为榜样的企业家群体。刘强东的一言一行，犹如京东销售的无数生活用品，都牵动着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共情心。

然而，令人们惊讶的是，刘强东似乎丝毫没有受到中兴事件的影响， 没有意识到中兴公司其实也是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这些从中关村或者深圳发迹、代表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其成功的商业模式正在贸易战下遭受来自美国的伦理审查（美国特别监察员才正式入驻中兴不久）。而与此同时，从美国舶来的#MeToo运动在过去几个月里如火如荼，虽然目前只局限在知识分子为主的小范围里，近乎茶杯里的风波，却同样冲击着整个中产阶级。例如，刘强东所在的人民大学92级校友群里不乏对#MeToo的激烈讨论。而对政治风向一向敏感的他（几乎与马云重提“计划经济”同时，提出“实现共产主义”），在明尼苏达州的表现却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与他的产品和同学们无关的封闭世界，颇有“顶风做案”“不知收手”的自大。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仿佛永远不成熟的巨婴，沉醉在“奇迹”话语、市场神话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国模式中。

然后，一场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的中国式饭局，以及事后教科书一般的公关应对和公众反应，便构成了中国新富的抓狂形象，无形中做了#MeToo运动的推广人，也印证了官方《人民日报》不久前才批评“浮夸自大”的中国精英。也就是这些浮夸自大的官僚、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仿佛永远不成熟的巨婴，却沉醉在“奇迹”话语、市场神话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国模式中，不仅不顾联合国各项关于劳工和人权的公约，也不顾联合国和美国对伊朗、朝鲜的禁运，更不顾包括#MeToo运动在内的国际社会一切呼吁进步的社运、舆论、潮流和力量，甚至无法理解融入全球化最深的互联网企业经理人所涉及的刑事问题（无论智慧财产权还是性侵），对华尔街而言都属于公司经理人高风险行动带来市场价值波动的严重问题。他们只信奉定于一尊、唯我独大的价值观。

《白鲸》式伦理困境

姑且不论这一似乎成功的价值观意味着什么，其情景却如小说《白鲸》中的亚哈（Ahab）船长一般，用尽全力“将船员误导入一场虚假的仪式，将他们本性的最丑恶的东西激发出来，并视其为优点”。《白鲸》作者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彼时美国南方还保留着奴隶制，最野蛮的资本主义仍然依靠从奴隶身上、向大自然毫无节制的掠夺获得利润，一如今天的中国。刘强东以及他身后的中国企业家、中国公司乃至整个中国模式，都面临着与亚哈船长在大洋中相似的伦理困境——在某种虚假仪式中，动员所有人疯狂攫取，缺乏节制。

刘强东以及他身后的中国企业家、中国公司乃至整个中国模式，都面临着与亚哈船长在大洋中相似的伦理困境——在某种虚假仪式中，动员所有人疯狂攫取，缺乏节制。

不过，梅尔维尔在文学中嵌入了《圣经》和基督教律条，那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意义的新教伦理还远未成熟，而在刘强东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们身上，却很难发现简单的儒家伦理之外任何有约束力的道德——这种粗陋的儒家伦理或许只能解释刘强东如何衣锦还乡、给家乡父老人均一个万元大红包，或者如何以高调地响应“共产主义”来显示资本向权力的效忠，却在劳动-资本关系、人和自然关系、人和社会关系等诸多领域存在空白，难以为现代商业社会提供有效的道德指针，影响人们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一直难以完成创造性转化的文化症结，以至于在企业家群体身上，无论是刘强东，还是吴晓波所树碑立传的企业家们，或者周遭无数不知名的企业家，平素里所炫耀的几乎都是强调其成功的“企业家精神”（仿佛亚哈船长的翻版），而罕见“企业家伦理”，遑论对中国资本主义伦理的探寻。如此偏废，不仅影响中国企业家-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塑造，也影响到他们对更广大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塑造。

在企业家群体身上，平素里所炫耀的几乎都是强调其成功的“企业家精神”，而罕见“企业家伦理”。

当他们置身美国、或者因为贸易战而发生交锋时，仿佛来自一个半世纪前的蛮荒资本主义，不仅与当下美国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镀金时代的伦理精神也相去甚远。毕竟，中国企业家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城市发展、甚至知识分子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都更接近100年前的美国——虽然社会矛盾激烈，“扒粪运动”高涨，却欣欣向荣、充满生机，没有人能够想像或者经历过，等待他们的未来将是世界大战或者大萧条。

精英阶级的反社会性

若细究之，无论劳工、环境或者伪劣产品的中国制造模式，虽说涉及社会群体规模巨大且至今改善有限，涉及的产业伦理问题还都可能在他们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框架里得到理解或解决，新自由主义似乎也是他们的唯一伦理，也是中国坚决支持全球化的信念所在。他们可以轻易地套用“发展优先”、“就业优先”、“先富起来”等发展主义说辞，为低人权优势或巨大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开脱，尽管这些社会倾销和环境倾销的中国产品、和长期累积的不平衡结构，本来就是引发中美贸易战的主因。他们也可能在国际市场压力下，通过引入一整套成文的ISO9000质量体系、SA8000社会责任标准或者ERP管理系统以满足国际市场的认证——就像执政党通过建立所谓法制、依法治国来满足形式主义合法性的要求。

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公司爆发的伦理危机，所冲击的乃是中国社会的日常伦理。

但是，从滴滴公司处理乘客意外、自如公司对待出租屋甲醛污染、和京东刘强东的性丑闻来看，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公司爆发的伦理危机，所冲击的乃是中国社会的日常伦理，而这本来就是互联网企业的算法基础，作为全民创业和互联网创新的认知基础。它所暴露的也是中国社会极具普遍性的根本问题，即关于大众日常伦理的危机。

对刘强东所属的精英阶层来说，伦理症结和《白鲸》中的亚哈船长如出一辙：复仇心切，缺乏敬畏，除了权力没有对崇高的追求，而处处展现出反社会的疯狂。这种精英阶级的反社会性，如果追根溯源，大概就隐藏在过去四十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中：1989年后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对1989民主运动野蛮镇压的基础上，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自由主义，作为对政治伦理腐败和普世价值废弃的交换。尔后的市场经济，基本便成为野蛮的机会主义竞赛，劳动伦理和环境伦理先后被践踏，失败者得不到同情。

中国中产阶级的辩护来自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契合，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道德化。

对整个中产阶级而言，这些新富只是其中的少数成功者、被羡慕的榜样，他们自己则犹如见证亚哈船长的以实玛利（Ishmael），身处“人类的兽性和社会现实相冲突的场所”，却无法得到弗洛伊德为一百年前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所做的救赎。弗洛伊德通过将这些冲突归诸人类的利比多（即性冲动），把中产阶级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压抑中解放出来。而中国中产阶级却在守护精英阶级作为榜样的道德，他们的辩护来自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契合，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道德化，譬如#MeToo运动中一些保守知识分子为男权的声辩。

中国中产阶级的偏见与迷梦

其实在梅尔维尔出版《白鲸》的同一年（1851年），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也写道：“无能者的贫穷，寡智者的困苦，闲散者的饥饿，以及强者对弱者的漠不关心，虽然将很多人置于‘黑暗和痛苦’中，但却来自一个更大更长远的仁慈的命令”。当然，这个终极命令，对中国中产阶级来说，可能只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或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或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市场神秘主义，如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曾经看待的小公司的萎缩——“是自然法和神法的实现”，并非真正来自崇高的神谕，那本来是以实玛利所聆听的。他们会更现实地以民族复兴代替崇高本身，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中国模式辩护，无论在中兴案还是在刘强东案中的阴谋论，或者公众对P2P受害者也是中产阶级自身命运的冷漠，都属此种。

一旦在1989年自我解体崇高性之后，拜物教和市场经济便如同宗教一般，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新信仰，也自然包括其中从底层逃离的中产阶级。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同时也是社运化的时代，中产阶级们更容易接受当局的误导——对公民社会和颜色革命的担忧，不能理解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进步。当#MeToo运动已然从美国席卷中国的背景下，中国中产阶级本能地站到旧秩序一边，缺乏进步政治的政治正确观，与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脱节。这种与社会的疏离，在价值观层面来自当局长期所灌输的物化教条，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对人与人关系的物化解释。传统儒家以尊卑等级、亲疏远近的家国伦理次序来格式化人与人关系，而兼具儒家传统和斯大林主义的70余年统治，则以类乎“万物为刍狗”的极端重新格式化了中国社会的人与人关系。一旦在1989年自我解体崇高性之后，拜物教和市场经济便如同宗教一般，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新信仰，也自然包括其中从底层逃离的中产阶级。

在这一点上，精英阶级和底层阶级的物化主义信仰并无差别，他们对公民社会和政治正确的反感和憎恨也几乎一致，如同义和拳（义和团）时代统治集团与拳民的结盟，而此种情形在历史上反复上演，从红卫兵的“破四旧”到今天的民粹主义煽动。这或许便是中国社会的伦理危机所在，仿佛1925年的王国维、1966年的老舍投湖所虑。而夹处其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之迷乱、疏离、冷漠也极难改变，对他们可能自组织的公民社会和引入的普世价值并无信心。唯一能够安慰他们的，或许只有新加坡富豪世家给予美国中产阶级的梦幻感，那或许正是中国梦的隐喻，而他们也正以这种crazy为荣。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