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吳強：亞洲富豪也抓狂——從劉強東案看中國社會的倫理危機

借用電影名Crazy Rich Asians來形容「中式資本主義」今年遇到的一系列麻煩，可能再合適不過了。這部好萊塢（荷里活）的賣座電影在華人世界中口碑極好，不少土豪甚至包場請朋友們觀看。不過說到底，那不過是新加坡富商經歷了百多年財富積累和殖民規訓，代表所謂儒家倫理的東亞資本主義模式，在特朗普（川普）治下的美國顯出華人社會的另類文化高級感。

然而對中國本土的新富們來說，他們今年的連串遭遇可謂真正「抓狂」。隨着貿易戰加劇，他們不僅承受着政策環境變動的壓力，而且彷彿陷入了商業倫理的沼澤，四處碰壁，危機重重。

從中興公司的制裁事件，到京東CEO劉強東的性侵案，在中國大陸引發廣泛關注和爭議的倫理焦點，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商業倫理問題，也不是十幾年前被國際社會指責的中國血汗工廠的勞動倫理，更不是最近幾年成為中共治理焦點的環境倫理，甚至不是從三鹿奶粉到最新的長生疫苗等劣質產品醜聞引發的誠信，而是互聯網公司因其產品對人們生活的全面接管、而在貿易戰背景下暴露的倫理危機，這是一場牽涉所有人和生活方式的價值觀動盪，彷彿「亞洲富豪也抓狂」的全民版。

危機從何而來？

過去十幾年，中國企業加入WTO以後所經歷的倫理衝突，從加工業到上游產業再到高技術產業，倫理焦點第一次跳出了生產和消費場所，不再單純關涉勞工階級或特定消費者，而進入中產階級的日常倫理，更牽涉到中產階級所熟悉、而且奉為榜樣的企業家群體。劉強東的一言一行，猶如京東銷售的無數生活用品，都牽動着幾乎所有中國人的共情心。

然而，令人們驚訝的是，劉強東似乎絲毫沒有受到中興事件的影響， 沒有意識到中興公司其實也是所有中國互聯網公司——這些從中關村或者深圳發跡、代表中國最有活力的企業——其成功的商業模式正在貿易戰下遭受來自美國的倫理審查（美國特別監察員才正式入駐中興不久）。而與此同時，從美國舶來的#MeToo運動在過去幾個月裏如火如荼，雖然目前只局限在知識分子為主的小範圍裏，近乎茶杯裏的風波，卻同樣衝擊着整個中產階級。例如，劉強東所在的人民大學92級校友群裏不乏對#MeToo的激烈討論。而對政治風向一向敏感的他（幾乎與馬雲重提「計劃經濟」同時，提出「實現共產主義」），在明尼蘇達州的表現卻彷彿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一個與他的產品和同學們無關的封閉世界，頗有「頂風做案」「不知收手」的自大。

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組成的精英階層，彷彿永遠不成熟的巨嬰，沉醉在「奇蹟」話語、市場神話和經濟民族主義的中國模式中。

然後，一場發生在明尼蘇達州的中國式飯局，以及事後教科書一般的公關應對和公眾反應，便構成了中國新富的抓狂形象，無形中做了#MeToo運動的推廣人，也印證了官方《人民日報》不久前才批評「浮誇自大」的中國精英。也就是這些浮誇自大的官僚、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組成的精英階層，彷彿永遠不成熟的巨嬰，卻沉醉在「奇蹟」話語、市場神話和經濟民族主義的中國模式中，不僅不顧聯合國各項關於勞工和人權的公約，也不顧聯合國和美國對伊朗、朝鮮的禁運，更不顧包括#MeToo運動在內的國際社會一切呼籲進步的社運、輿論、潮流和力量，甚至無法理解融入全球化最深的互聯網企業經理人所涉及的刑事問題（無論智慧財產權還是性侵），對華爾街而言都屬於公司經理人高風險行動帶來市場價值波動的嚴重問題。他們只信奉定於一尊、唯我獨大的價值觀。

《白鯨》式倫理困境

姑且不論這一似乎成功的價值觀意味着什麼，其情景卻如小說《白鯨》中的亞哈（Ahab）船長一般，用盡全力「將船員誤導入一場虛假的儀式，將他們本性的最醜惡的東西激發出來，並視其為優點」。《白鯨》作者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生活在19世紀上半葉，彼時美國南方還保留着奴隸制，最野蠻的資本主義仍然依靠從奴隸身上、向大自然毫無節制的掠奪獲得利潤，一如今天的中國。劉強東以及他身後的中國企業家、中國公司乃至整個中國模式，都面臨着與亞哈船長在大洋中相似的倫理困境——在某種虛假儀式中，動員所有人瘋狂攫取，缺乏節制。

劉強東以及他身後的中國企業家、中國公司乃至整個中國模式，都面臨着與亞哈船長在大洋中相似的倫理困境——在某種虛假儀式中，動員所有人瘋狂攫取，缺乏節制。

不過，梅爾維爾在文學中嵌入了《聖經》和基督教律條，那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意義的新教倫理還遠未成熟，而在劉強東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家們身上，卻很難發現簡單的儒家倫理之外任何有約束力的道德——這種粗陋的儒家倫理或許只能解釋劉強東如何衣錦還鄉、給家鄉父老人均一個萬元大紅包，或者如何以高調地響應「共產主義」來顯示資本向權力的效忠，卻在勞動-資本關係、人和自然關係、人和社會關係等諸多領域存在空白，難以為現代商業社會提供有效的道德指針，影響人們選擇做什麼或不做什麼。

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儒家倫理一直難以完成創造性轉化的文化癥結，以至於在企業家群體身上，無論是劉強東，還是吳曉波所樹碑立傳的企業家們，或者周遭無數不知名的企業家，平素裏所炫耀的幾乎都是強調其成功的「企業家精神」（彷彿亞哈船長的翻版），而罕見「企業家倫理」，遑論對中國資本主義倫理的探尋。如此偏廢，不僅影響中國企業家-新興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塑造，也影響到他們對更廣大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塑造。

在企業家群體身上，平素裏所炫耀的幾乎都是強調其成功的「企業家精神」，而罕見「企業家倫理」。

當他們置身美國、或者因為貿易戰而發生交鋒時，彷彿來自一個半世紀前的蠻荒資本主義，不僅與當下美國社會價值觀格格不入，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資本主義鍍金時代的倫理精神也相去甚遠。畢竟，中國企業家們所處的社會結構、城市發展、甚至知識分子們對自由主義的理解都更接近100年前的美國——雖然社會矛盾激烈，「扒糞運動」高漲，卻欣欣向榮、充滿生機，沒有人能夠想像或者經歷過，等待他們的未來將是世界大戰或者大蕭條。

精英階級的反社會性

若細究之，無論勞工、環境或者偽劣產品的中國製造模式，雖說涉及社會群體規模巨大且至今改善有限，涉及的產業倫理問題還都可能在他們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框架裏得到理解或解決，新自由主義似乎也是他們的唯一倫理，也是中國堅決支持全球化的信念所在。他們可以輕易地套用「發展優先」、「就業優先」、「先富起來」等發展主義說辭，為低人權優勢或巨大的環境成本和社會成本開脱，儘管這些社會傾銷和環境傾銷的中國產品、和長期累積的不平衡結構，本來就是引發中美貿易戰的主因。他們也可能在國際市場壓力下，通過引入一整套成文的ISO9000質量體系、SA8000社會責任標準或者ERP管理系統以滿足國際市場的認證——就像執政黨通過建立所謂法制、依法治國來滿足形式主義合法性的要求。

今年以來中國互聯網公司爆發的倫理危機，所衝擊的乃是中國社會的日常倫理。

但是，從滴滴公司處理乘客意外、自如公司對待出租屋甲醛污染、和京東劉強東的性醜聞來看，今年以來中國互聯網公司爆發的倫理危機，所衝擊的乃是中國社會的日常倫理，而這本來就是互聯網企業的算法基礎，作為全民創業和互聯網創新的認知基礎。它所暴露的也是中國社會極具普遍性的根本問題，即關於大眾日常倫理的危機。

對劉強東所屬的精英階層來說，倫理癥結和《白鯨》中的亞哈船長如出一轍：復仇心切，缺乏敬畏，除了權力沒有對崇高的追求，而處處展現出反社會的瘋狂。這種精英階級的反社會性，如果追根溯源，大概就隱藏在過去四十年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中：1989年後的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建立在對1989民主運動野蠻鎮壓的基礎上，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市場自由主義，作為對政治倫理腐敗和普世價值廢棄的交換。爾後的市場經濟，基本便成為野蠻的機會主義競賽，勞動倫理和環境倫理先後被踐踏，失敗者得不到同情。

中國中產階級的辯護來自自由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契合，也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道德化。

對整個中產階級而言，這些新富只是其中的少數成功者、被羨慕的榜樣，他們自己則猶如見證亞哈船長的以實瑪利（Ishmael），身處「人類的獸性和社會現實相衝突的場所」，卻無法得到弗洛伊德為一百年前美國和歐洲的中產階級所做的救贖。弗洛伊德通過將這些衝突歸諸人類的利比多（即性衝動），把中產階級從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壓抑中解放出來。而中國中產階級卻在守護精英階級作為榜樣的道德，他們的辯護來自自由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契合，也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道德化，譬如#MeToo運動中一些保守知識分子為男權的聲辯。

中國中產階級的偏見與迷夢

其實在梅爾維爾出版《白鯨》的同一年（1851年），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赫伯特·史賓莎（Herbert Spencer，史賓賽）也寫道：「無能者的貧窮，寡智者的困苦，閒散者的飢餓，以及強者對弱者的漠不關心，雖然將很多人置於『黑暗和痛苦』中，但卻來自一個更大更長遠的仁慈的命令」。當然，這個終極命令，對中國中產階級來說，可能只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或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或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市場神秘主義，如約翰·洛克斐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曾經看待的小公司的萎縮——「是自然法和神法的實現」，並非真正來自崇高的神諭，那本來是以實瑪利所聆聽的。他們會更現實地以民族復興代替崇高本身，以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為中國模式辯護，無論在中興案還是在劉強東案中的陰謀論，或者公眾對P2P受害者也是中產階級自身命運的冷漠，都屬此種。

一旦在1989年自我解體崇高性之後，拜物教和市場經濟便如同宗教一般，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新信仰，也自然包括其中從底層逃離的中產階級。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同時也是社運化的時代，中產階級們更容易接受當局的誤導——對公民社會和顏色革命的擔憂，不能理解全球公民社會和全球進步。當#MeToo運動已然從美國席捲中國的背景下，中國中產階級本能地站到舊秩序一邊，缺乏進步政治的政治正確觀，與公民社會和社會運動脱節。這種與社會的疏離，在價值觀層面來自當局長期所灌輸的物化教條，即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所包含的對人與人關係的物化解釋。傳統儒家以尊卑等級、親疏遠近的家國倫理次序來格式化人與人關係，而兼具儒家傳統和斯大林主義（史達林主義）的70餘年統治，則以類乎「萬物為芻狗」的極端重新格式化了中國社會的人與人關係。一旦在1989年自我解體崇高性之後，拜物教和市場經濟便如同宗教一般，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新信仰，也自然包括其中從底層逃離的中產階級。

在這一點上，精英階級和底層階級的物化主義信仰並無差別，他們對公民社會和政治正確的反感和憎恨也幾乎一致，如同義和拳（義和團）時代統治集團與拳民的結盟，而此種情形在歷史上反覆上演，從紅衛兵的「破四舊」到今天的民粹主義煽動。這或許便是中國社會的倫理危機所在，彷彿1925年的王國維、1966年的老舍投湖所慮。而夾處其中的新興中產階級之迷亂、疏離、冷漠也極難改變，對他們可能自組織的公民社會和引入的普世價值並無信心。唯一能夠安慰他們的，或許只有新加坡富豪世家給予美國中產階級的夢幻感，那或許正是中國夢的隱喻，而他們也正以這種crazy為榮。

（吳強，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