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农”）于今年2月28日引发“休市事件”之后，将近过了五个月。回顾事件初期，各方舆论从“菜价崩盘”、“总经理吴音宁神隐”及“农委会与北市府斗争”，延续至中期总经理的“250万实习生”及“农村野兔”等诸多个人标签争议。
直到七月，台北市议会仍为北农总经理是否应列席备询而争论不休。八月，柯文哲更正式行文农委会，正式“建请农委会让售北农公司22.76%股权给北市府”，此建议若成真，将会终结北农由农委会（中央政府）、北市府（地方政府）与农会（供销单位）三方共同持股的局面，改由北市府与农会系统共同经营这家全台最大、同时兼具官民营色彩的农产运销公司。但，提案很快遭到农委会拒绝。事情变化至此，我们该如何跳脱特定党派之见、拨开表层喧嚣，再以“公共”角度宏观理解北农争议？
有些舆论会从特定角度切入，例如民进党前立委林浊水提出的观察：吴音宁是社会运动出身，受邀进入到体制内而适应不良，这是民进党应该检讨的“政务官去政治化”的现象。或者农产评论者林裕纮从产销专业来看，认为北农总经理不该是政治任命，提出由技术官僚担任总经理一职的说法。这些观点我们都会一一讨论：是否委派资深政客或技术官僚，就能解决北农问题呢？
从客观的历史结构来看，或许，这是台湾农产运销史上必然发生的权力之争——不管总经理是谁，在北农特殊的历史因素、组织结构，以及当前民主治理发展的情况下，北农会爆发中央、地方与农会三方拉锯的经营权战争，是必然的现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政府筹设的“市场”，三足鼎立的董事会
北农在台湾农产运销的历史上，有非常独特且重要的地位，也因为这样特殊的角色，导致今天各方势力都想要争夺经营权的局面。所以我们话说从头：北农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它在农产运销上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
19世纪以前，台湾还没有法定的农产集贸制度，日本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上任后，于1900年开始，着手整顿各地集市，制订了市场公营化的制度，正式由政府纳管及整编零售市场。
当时台北仍然没有公营的批发市场，于是到了1922年，台北市役所（市政府）在西门町北侧，西宁南路一带成立台北市中央卸卖市场，主要功能是水产批发——卸卖是日文的卸売（おろしうり），就是批发的意思。当时的批发市场仍是自由议价买卖。
随后在1929年，新的中央卸卖市场（位在今天西宁国宅的地方）落成。市场合并蔬菜和水产批发，在台湾首次引进类似东京筑地鱼市场的仲卸与拍卖制度——也就是蔬果批发不再是买卖双方自行议价，而是由登记的仲买人（承销人）向拍卖员公开喊价，由出价最高者得标。避免造成议价过程中，买卖双方资讯不对称的问题。
1942年，蔬果交易与水产交易分家，蔬果由台湾青果株式会社经营。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将果菜市场委由民间的中央青果公司经营，1952年收回公有，成立“台北市立蔬菜批发市场”。1972年因货量增加，场地空间不足，于是市府将市场搬迁到万华、华中桥头附近，即为今天俗称的“一市”。
战后的果菜市场没有延续日本时代的拍卖制度，蔬果交易趋于混乱，市场内的“行口”（有摊位的盘商）联合主导了蔬果价格，造成产地与市场的价格极大落差。而原本台北蔬菜市场的货源，主要是来自于台北近郊的菜园，在1960年代，台北县人口成长、原本的农田开发为都市之后，货源逐渐由中南部的蔬果所取代，因此产地与消费地的运销成本也越来越高。
当时的行政院（时任院长为蒋经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先于1973年提出产地的共同运销政策，并在1974年公布〈筹设全台性农产运销公司方案〉。执行此方案前，台湾省政府公报曾提及当时果菜市场的乱象：“台北市之中央批发市场多年来一直为数百家行口所占据，各自独立经营，市场本身连代货主批发交易之功能亦无法发挥，徒具批发市场之虚名而已。故台北市的果菜批发市场经营之改善及交易制度之建立，尤其刻不容缓。”同时也指出，当时消费地批发市场及零售（都市端）的运销成本，占了三分之二，代表消费地批发市场的管理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北农独自保留了1974年改革方案里北市府（府）、行政院（院）、农民团体及贩运商（民）三方鼎立的遗绪，也造成了今日北农休市争议的远因。
因此该方案决定：由台湾省政府与台北市政府各认24％的股份，分别出资4800万台币；各地农会及运销单位认购剩余52％的股份（实际上公司成立后，官股占了45.52％，北市府与省政府各22.76％。民股则是农民团体占34.27％，贩运商及其他占20.21％）成立“台湾区果菜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由政府遴选总经理，盈余的50％必须投入设备扩充。同时打破行口委卖制度，引进（或称恢复）承销人及拍卖制度，规定供应人及承销人都必须登记，并禁止场外交易。算是战后农产运销非常重大的改革。
原先这个方案有着雄心壮志，打算以台北市的果菜市场当成示范点，再陆续成立各地的运销公司，才会一开始以“台湾区果菜运销公司”为名。但后来成效不如预期，其业务范围始终限缩在大台北地区。1984年，台湾区果菜运销公司改组为今天的“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也因为这层特殊的历史因素，北农成为了台湾目前唯一有中央入股的批发市场，也是台湾最大规模、最早实行拍卖制度的果菜批发市场。
所以我们从北农的历史看来，由于位于首都核心圈，以及最大规模批发市场的关系，台北农产公司从日本时代的“中央卸卖市场”开始，这“市场”就带着的国家“计划经济”色彩。行政院原本也希望将北农的体制延伸到各地市场，但由于种种因素，并没有完成“台湾区”批发市场的整体布建，所以北农就独自保留了1974年改革方案里北市府（府）、行政院（院）、农民团体及贩运商（民）三方鼎立的遗绪，也造成了今日北农休市争议的远因。
民主化下的新课题：不同党派如何共同治理公司？
依据北农的经营结构，是由府、院、民三群股东组成的董事会推派董事长，再由董事长遴选总经理，而北农的土地及建物的所有权都是属于北市府，所以北农总经理大多是由市府来遴选。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年代，三方归一，尚且不曾出现管理权上的争议。
到了1994年，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始提出要优先承购中央股份的建议，却因为形势不利，功败垂成。1996年省政府精简之后，由行政院将省政府的股权买下来。后继的市长，国民党籍的马英九也提出承购中央股份的提议，甚至在2000年之后陈水扁选上总统后，北市府还提出成立新的农产公司来取得完整的管理权等构想，但此方案也无疾而终。且在2002年中，也曾发生过行政院与北市府的人事冲突，由于院府双方对董事会安排意见不同，造成两次董事会流会，经过一年协调，终于在2003年选派前省农会总干事谢国雇担任总经理。
谢国雇，出身彰化二林地方派系，生平颇多争议。例如以暴力阻止省农会代理总干事上任，遭判六个月徒刑、另还涉嫌浮编北农公关费、浮编自己的年终奖金、强迫员工推销报纸，涉嫌将果菜市场地下室贱价租给彰化县农会。其任内将北农旗下超市全数卖给“元利建设”（元利建设卷入国民党国发院售地案）。一般民众或许对于元利建设这间公司相当陌生，但若说起其董座林敏雄、同时也是全联福利超市董事长，大家就十分耳熟能详。2007年，北农正式将旗下13家超市卖给原为军公教福利社民营化的全联，本该是公办民营事业的北农超市，就此成为全联零售霸业中的一环。隔年，全联开始宣布要做农产生鲜现代化的通路，而林敏雄与徐重仁在二十一世纪的知遇与分离，都是后话。
在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1981年台湾政府通过〈农产品市场交易法〉，规定农产批发市场一定要以非营利为主。当时经济部在立法院里进一步解释：“不排除业者参与投资经营，而业者团体欲单独投资经营，则不符立法原旨”。在此情形下，批发市场的经营权几乎都是由各地政府及农民团体持有，所以依法北农是不能商业化的，除非将股权释出给农民团体，但假若农民团体完全掌握了消费地的批发市场，农产价格可能失衡倒向农民那一方，影响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台湾的消费地批发市场，始终都维持一个地方政府和其他股东共同经营的张力关系。
回到正题，北农公司如果在府、院、民三股势力无法完全整合的状况下，既有结构就没办法改变。这样的局面到了2014年，无党籍但亲绿营的柯文哲选上台北市长，接着2016年民进党籍的蔡英文也选上总统，突然之间，北农的权力结构就出现了更迭的契机，府、院双方开始积极地规划新的北农领导人事案，当时，只要以农会系统为主的民股点头，北农就能完成首次的“政党轮替”。
台湾的政治制度是总统与国会分开来选，2000年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立法院席次没有过半，是少数执政。所以虽然取得执政权，但常被形容为“跛脚”政权，直到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立法院也席次过半，才达成首次总统、国会都同时政党轮替的目标。
没想到2016年年底，民进党原先与柯文哲谈妥的人事权，到了董事会上，被中华民国农会系统的董事席次推翻（特别说明，“中华民国农会”于2013年由“台湾省农会”并入，为三级农会里最高层级的农会机构，办理各级农会之行政、教育训练、联合招考及评鉴等事宜，现任理事长为国民党前立委萧景田，总干事为张永成。），柯文哲、民进党（特别是新潮流系）、国民党与农会系统之间的明争暗斗，让原本即将下台的总经理韩国瑜得以暂时留任，也间接导致了隔年暗潮汹涌的吴音宁人事案，更可以说是造成“休市事件”喧闹不休的远因。
台湾各级农会并不是政府机关，而是名义上由农民共同组织的民间团体。
综观这次2016年的人事争议，民进党在北农“夺权”失败，证实北农运作有其结构的复杂性：不仅府院双方必须要有默契，也要看农会系统的脸色才能运作。但究竟农会系统是如何整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掌握北农人事权的重要性又在哪里？
我们首先厘清一些知识背景：台湾各级农会并不是政府机关，而是名义上由农民共同组织的民间团体。农会自日本时代以来，就被赋予协助执行官方政策的功能，始终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到了战后，农会一方面继承日本时代的组织形式，一方面透过美国协助成立的农复会指导，兼具农事推广、农村社群组织（四健会或家政班等等）、农政执行及信用机构等功能，成为了农村非常重要的行政组织，也是国民党控制农业产销体系的末稍体系。
在黄柏叡〈避不了政治的吴音宁，与离不开政治的台湾农业〉一文中有详述地方农会政治化的过程：大略来说就是国民党透过恩庇侍从体制，安排地方派系掌握农会，形成政治交换螺旋与巩固权力结构的现象。
农渔会的权力有多庞大？举一个例子，20世纪末，由于部分农会系统腐败，农会信用部陆续出现逾放比过高，造成民众挤兑的事件。而民进党想借此整顿农渔会金融体系，强制接管36间农会信用部门，且有将近八成的信用单位都会受到业务限制，此举造成基层农渔会强烈反弹。他们在2002年11月23日，动员十万余名农渔民会员，喊出“没有农会就没有农民”的口号，到总统府前抗议。由于抗议声量太强，最后民进党政府被迫取消政策，更直接导致财政部长李庸三及农委会主任委员范振宗下台。
基层农会的虽然力量强大，但每间农会都是独立机构，除了上级农会的辅导权之外，彼此并没有直接的横向连结或隶属关系。因此要联络各个农会，还是需要庞大的派系网路才能运作，或者借由中华民国农会与中华民国农民团体干部联合训练协会（简称农训会）的系统才行。
而“云林张家”，就是掌握这些节点的地方豪强。
云林张家的崛起与台湾农产运销小史
云林张家的掌门人是张荣味，他早年经营土木营造业起家，地方人脉雄厚，1990年选上云林县议员，并当选议长。1991年偕县长廖泉裕发起“万人游行欢迎六轻”行动，支持六轻落脚云林麦寮。1999年因时任县长苏文雄病逝，补选上云林县长，2001年又以超过六成的得票率连任县长。任内卷入县议长贿选案及林内焚化炉收贿弊案。张荣味因林内焚化炉案2004年弃职逃亡数月，于2005年遭逮捕归案，但同年因议长贿选案遭到解职。2018年，林内焚化炉案更四审八年有期徒刑定谳，张荣味入监服刑。
张荣味起先因背景复杂，执政成绩不被看好，但他于初任县长后，展现高度政治手腕，迅速收拢各方派系，广发津贴与积极建设，一时之间张荣味在云林“政通人和”，甚至有媒体以“张荣味魔法席卷云林”来报导此一现象。在张任县长期间，也逐渐掌握多数议会议席、农田水利会及农渔会等势力，一时之间“张派”几乎变成了云林政治的同义词。
2005年，张荣味虽然因议长贿选案而遭停职，但其派系版图已扩及全国农业组织，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影响力。其派系在农业相关机构任职的主要人物有：
张永成：现任北农常务董事、现任合作金库董事、现任中华民国农会总干事，及十数个农业单位现任董事。原名张永福，为张荣味妹婿，现任立委张丽善的丈夫。1998年曾因放高利贷违反重利罪，入狱一年。
张启盟：现任台湾农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主席。张荣味之弟。台湾农业合作社联合社（农联社）为目前台湾蔬菜共同运销四大社团之一。
林启沧：现任中华民国全国渔会总干事。曾担任云林县长张荣味机要秘书，曾任云林县肉品公司总经理、云林县农会总干事。
林文瑞：现任农田水利联合会会长。选举过程获张荣味支持，因而当选云林水利会会长。
张清良：前云林县副县长、前代理县长，前北农总经理。曾因贿选案与张荣味一起下台，后经马英九北市府团队邀请出任北农总座。
韩国瑜：前北农总经理。曾任台北市议员、立法委员。妻子是前云林县议员李佳芬。
陈益宗：台湾青果运销合作社理事主席，前北农董事长。台湾青果运销合作社也是台湾共同运销的四大社团之一。
张派成员，几乎都担任过关键的农业产销单位管理人。张启盟担任理事主席的农联社，就是蔬菜共同运销的第二大团体，占2017年北农蔬菜共同运销成交量的39％，水果是22％，仅次于农会；陈益宗担任理事主席的青果社，占2017年北农蔬菜共同运销成交量的4.99％，水果是8.2％，为第四大团体。加上张永成掌握的中华民国农会系统，张派几乎囊括了北农八成左右的蔬果交易量。
而北农自马英九时代的总经理谢国雇之后，继任的张清良与韩国瑜都可说是张派的人选。张清良为前云林县副县长，在2004年张荣味因林内焚化炉案遭到停职之后，担任代理县长，2005年张荣味被解职的时候一起下台，与张荣味的关系密切。
韩国瑜虽然是眷村子弟，河南籍，出生于台北县，但与云林县关系深厚。他的妻子李佳芬出身云林西螺地区的政治世家，岳父李日贵早年经营砂石行及营造业，当过云林县议员，李佳芬本人也曾当过两届的云林县议员。2000年，李佳芬与韩国瑜共同在斗六市（云林县政府所在地）南边租赁台糖土地，创办私立维多利亚中小学。李佳芬与韩国瑜因云林地缘因素，与张荣味家族关系良好，2012年，韩国瑜获聘担任北农总经理，也被舆论视为是张派运作的结果。
综上所述，云林张家在掌门张荣味的安排之下，掌握了农产共同运销及北农的人事管理权。北农作为全台湾最大的农产批发市场，对于全台湾每日农产价格波动有关键性的影响。就理论而言，北农拍卖制度的运作，分成供应人、拍卖人及承销人，简单说就是扮演农民（共同运销单位）、市场及盘商三方的角色。要维持合理透明的拍卖制度，这三方就必须是各自独立运作，假若中间协调失衡，都会影响到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这也是为什么每当行政院、北市府政权轮替的时候，北农人事都会出现争议的原因。因为北农对于菜价有指标性的影响力，而菜价过低的话，会牵动中南部农业乡镇，以农民为主的支持度；菜价过高，又会影响以都会地区为主的广大消费者。因此无论菜价涨跌，都会牵动地方选举及都会民意等政治基础。更别提北农每位拍卖员长年与产地农会维持密切关系，总经理一职直通全台两百多个农会的供销系统，当中约有五十余个农会更是北农的供销大户，而农会又是台湾地方选举的重要滩头堡，北农的政治重要性，不言可喻。
“一个台北果菜市场的拍卖员，有时候讲话比县长还有份量。”
举例而言，虽然北农每日是按照蔬果品质良窳进行公正拍卖，价格高低，绝大部分仍要取决于农产品本身品质，但对于许多不了解北农运作方式的产地农民而言，自己将蔬果交给农会集货、北上拍卖，最后拍得的价格高低，将会牵动其心目中对北农的好恶、也会连带影响农民心目中对于农会的评价，其评价正负，可能增强或减弱农民对农会的向心力，进而牵动选举时期的赛局。
出身云林的立委苏治芬曾在选举时与云林张派交手多次，她在2016年时，就提出“一个台北果菜市场的拍卖员，有时候讲话比她这个当县长的还有份量......张清良在当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的时候，每到选举张清良都是一家一家市场跑，叫大家要支持张家，把拍卖员当助选员，真的很离谱”的观点，直指张派同时控制农会系统及北农产生的弊端，也可从中窥见北农拍卖员在选举中实可占有一席之地的现象。
国民党、民进党与柯文哲的三方角力
如前所述，政党轮替会造成北农结构松动，2014年无党籍的柯文哲选上台北市长，相隔一年半，2016年民进党执政。行政院农委会认为时机成熟，开始与被视为亲绿的柯文哲，讨论重整北农人事事宜。当时行政院农委会主委是曹启鸿，属于新潮流系。农委会在2016年5月新内阁上任之后，就有意将北农总经理韩国瑜替换成同属新系的蒋玉麟（时任民进党秘书处主任）。
起先行政院与北市府达成共识，希望在2016年9月26日的董事会上，以优势席次选出新任总经理。原本各方默契是在9月19日，总经理韩国瑜自行提出辞呈，接着由董事长宣布新任总经理。但没想到剧情直转直下，先是董事长许长仁在董事会前几天，突然遭到柯文哲撤职，换上各方关系良好的林秋慧，担任市府席次的董事，而韩国瑜也继续留任总经理。
在此要说明一下北农董、总人事任命的游戏规则。权力核心是董事会，会内有23席董事。其中北市府6席，农委会5席，官派共推11席；其余8席为农民团体（农会）代表，4席为贩运商代表。由23席董事之中，再选出7席常务董事，然后常务董事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任命总经理。
一个月后，北农再度进行常务董事及董事长改选，原本柯文哲希望推派林秋慧担任董事长，没想到张派以优势常务董事席次（张派成员在7席常董中占了4席），否决改选董事长的提案，让张派的代理董事长陈益宗（时任青果社主席）留任，韩国瑜也继续担任总经理。这个结果让民进党，特别是新系非常不满，质疑柯文哲被张派所操控，也质疑陈在担任代理董事长期间，有多位亲人在北农任职，因此被指控违反〈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办法〉，并不适任。但柯文哲认为是新系自己联合陈益宗，却把问题推到他身上。而原本预定的总经理人选蒋玉麟，也自动退出此人事案。
北农人事案于10月陷入僵局，各方更是隔空开战。当时因为台风过后，菜价过了三个礼拜仍居高不下，农委会点名北农应负起平抑菜价责任。
接着新系立委段宜康加入战局，指控韩国瑜管理的北农和菜虫有关，韩国瑜则反击说，他总经理任内是41年来北农业绩最辉煌的时候，如果绩效不好，愿意吞一盘曲棍球。
韩国瑜成为了全国政治风暴的中心，北市议员王世坚在议会开议的时候，点名韩国瑜上台备询，两人在议会唇枪舌剑，成为新闻焦点。韩国瑜也因为这一段时间的猛烈反击，引起全国性的关注。
在此先分析一下：这段期间（2016年9月至11月）的三方政治攻防，种下了日后“休市事件”口水之争的恶果。原先农委会所批评的，北农（直指韩国瑜）未能调控菜价一事，一年多之后，媒体也用同样的方式质疑吴音宁；同样的，段宜康点名北农帐务有问题，一年后吴音宁也遭到相同攻击（残菜及洋酒事件）；而王世坚点名韩国瑜上备询台，两人嘴炮大战引发关注，让北农总经理破例备询变成常态，也埋下日后吴音宁被国民党议员轮番质询的远因。
切回主题，经过几个月来的媒体混战，民进党原本希望在12月股东会发动董事会全面改选，但监察人刘光华临阵脱逃，民进党最后的计划宣告失败。不料，2017年1月，韩国瑜以参选国民党主席为由，主动向董事会提出辞呈，人事案又出现转折。
韩国瑜宣布辞职之后，民进党就不断与柯文哲讨论新任总经理人选，预计要在6月召开董事会时任命新的董事长与总经理。民进党原先属意总经理由赖坤成接任（前民进党籍台东市长、前立委、前台东果菜公司董事长），但又传出柯文哲不满意赖坤成，认为政治性质太高，倾向让郭万清（前台北畜产公司董事长、前士林农会理事长）接任，不过因为郭万清和民进党支持的台北市农会理事长庄龙彦素有不合，所以也被行政院拒于总座名单之外。属意人选被否决，这也是为什么柯文哲后来不断抱怨：“人是他们（农委会）塞给我们的，现在还叫我们决定”的远因之一。
而郭万清与柯市府、民进党的关系，不只牵动北农人事，也延烧到以供销肉类为主的台北畜产公司。北畜总经理一直原本由年轻鸡农姚量议出任，他与吴音宁同样系出台湾农村阵线，在北畜期间并没有负面新闻传出，但在北农事件延烧后，却突然遭到撤换，由于北畜股权结构与北农不同，是由北市府持有48％、士林农会持有34％、其余民股占18％，因此姚量议遭撤换，被舆论联想为士林农会与北市府合作后的决定，也是其来有自。
焦点回到北农人事案。当年，在双方对于北农总经理人选问题难有共识之下，最后农委会提出让形象较清新，但相关经历相对资浅的吴音宁出任，在柯文哲消极同意之下，双方总算达成共识。6月5日，董事会改选，院府双方共得过半12席董事席次。接着6月20日，新任董事会选出台北市副市长陈景峻为董事长、总经理吴音宁。历经一年多的明争暗斗，北农人事案总算暂时落幕，不过，行政院、北市府及农会三股势力之间的困局仍未解决，新任总经理等于是在紧张压迫的氛围下就任，三方既有的矛盾，随时都会再度引爆。
再者，陈景峻以台北市副市长身分就任北农董事长，已形成“市场处（主管机关）监督副市长（兼任公司董事长）”的行政矛盾。又，陈景峻出身云林，曾担任新北市（时为台北县）公职，早在1999年就有意参选台北县长，只是于当年初选败给苏贞昌，2017年曾经想要再度问鼎新北市长。而新北市的云林移民人口，大约在60至70万人左右，想问鼎百里侯者，必定会争取云林同乡会支持，也让不少人质疑，陈景峻是否会因此倾向与“同乡”张荣味合作？当然，陈景峻本人对此否认。
待休市事件发生之后，舆论都在不断讨论吴音宁是否适任总经理一职。但就16至17年这一年的人事争议来看，北农总经理无可避免会是三方角力的结果，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质。前后从蒋玉麟、赖坤成、郭万清、吴音宁，甚至曾经被点过名的郭文彬（前民进党社运部主任），共有五名台面上出现过的人选（台面下或许更多），在此情形下，吴音宁的出线，主因可能是其背景及经历相对单纯，不过正因如此，吴音宁也成为了北农史上最具争议性的总经理，其上台过程，早已注定后续将发生的政治风暴。
也因此林浊水所提出的民进党“去政治化”的问题，事实上是偏略了北农长期的政治困境。林浊水身为新系元老，不可能不明白新系在这一盘奕局上的角色。民进党一开始推派的并不是吴音宁。而是打算以新系蒋玉麟作为开路先锋，不过后来新系与北市府、张派过招中屡屡失手，才会引发后续政治争议。只谈吴音宁不识水深、不谙政治公关的形象，忽略了北农原本就如当代之邯郸城，处于政治上的四战之地，夹在农委会、张派与北市府的的政治盘算当中，并不实际。
当然，吴音宁在这漩涡中，并不完全是无力改变大局的小白兔，也不仅是民进党派出的代理人。她在三月休市期间坚持“先实际解决问题再受访”、于公关风暴中仍续推“合法但政治不正确”的残菜改革，连力挺她的陈吉仲都一度探询她是否想“换跑道”遭拒，肯定让“懂政治”又“懂公关”的资深工作者们十分头疼。在各方聪明人机关算尽之时，这位固执、不按牌理出牌又拥有一群铁杆支持者的总经理，显然如刚出道的篮球新手樱木花道一样，是“比赛中的不安定因素”，即便对民进党来说，恐怕也是如此。
对于民进党来说，除了吴音宁“不受控制”，柯文哲所领导的北市府，在这两年的人事权斗争中，显然也不是可靠的盟友。前民进党籍云林县长、现任立委苏治芬对于北市府的作法非常不以为然，在北市府到北农查帐后，她投书媒体，指出“北市府宁与韩国瑜、张永成之流合作，联手打压认真解决残菜、拍卖制度等农产销问题的吴音宁”。对于绿营来说，柯文哲是倾向和云林张派结盟的，若在总座争议上退让，会连带影响到后续的基层农会改革进程。
柯文哲买股权、撤换吴音宁，就能解决问题吗？
除非行政院放弃人事权，否则北农到2020大选前，无论人事如何转移，北农争议都不会有休止的一天。所以在2018年7月，北市府主动向农委会提出“买下北农全数官股”的想法，而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回以：“北市府同意担负大台北农产品供需通路正常的责任，再谈股权问题。”陈吉仲并列举，这些责任包括农产品价格机制稳定、落实安全检测及品质标章，还有冷链（农产品冷冻冷藏供应链）体系都要健全布建运作等责任。
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今年三月的休市争议，就可以发现，现阶段的北市府要负起相关责任，可能相当不容易。毕竟，在连续休市造成菜价波动之时，农委会便发出数千封简讯给产地的农民团体，协调蔬菜及早采收，并联络各大卖场一同协助分散供应，慢慢调节供需两端，不让菜价因为菜量过度集中在北农，而造成价格下滑。这样的工作，北市府是否能够立即因应，也是大挑战。就连北市府市场处自己，也曾在2016年提出对“股权买回”政策的优缺点评析时，也承认要“取得相关业者信赖”并不是容易的事。
北农对于全台农业产销的影响力自不待言，行政院为了推动农会基层改革，势必不能放弃北农的股权。另一方面，行政院认为在北市府与张派合作下，难以信任北农买下全数官股后，会做出相应的改革动作。因此北市府认购官股的想法，短时间内应该很难实现。
从2016年5月民进党执政之后，从人事争议到休市事件，北农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核心。但我们切开这些争议来看，大多是因为农产运销体系仍然不均衡、政治不够透明的缘故。若是台湾的农产运销结构，例如北农的供应、拍卖、承销三者，其中两者稍微偏向特定利益群体的话，制度无论有多完备、技术有多先进，整体系统就一定会失衡。
从这方向来看，林裕纮所提出方向，其实不无道理：“如果吴音宁真的会被换掉，那要找一个有能力有经验做这个位子的，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北农的秘书路全利先生，北农该交给专业管理，而不是继续政治任命了。”回归专业当然是非常理想，但难处在于：若不先解决特定派系掌握多数供应及市场体系的问题，就算全数北农交由技术人员管理，派系或政党就不会再伸手介入体系吗？权力分配是永远的困境，就算北市府拥有百分之百的股权，还是会出现农产价格高低起伏，城乡需求的落差也永远不会弭平，毕竟处在不同位置，对农产运销的想像也会不同——北农不可能去政治化，只能让各方权力暂时均衡稳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