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关于政府财政预算案的辩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星港的预算案都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不过，两地预算案支出的轻重缓急趋同，优先关注经济增长；两地都推出了针对部分人士的派钱政策。这些都反映了亚太地区在中国政府经济增长模式取得成效后的焦虑。香港作为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下的特别行政区，施政理念已受中国政府影响较多，近年行政长官高度关注经济增长，呈现“发展主义”的回归。而新加坡也持续关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为当地一些精英阶层所关注。相比之下，这些地区的社会政策发展均与欧美成熟经济体有很大的差别，这也反映经济繁荣的亚太区背后的隐忧。
派钱理念大不同：分红、扶贫
新加坡政府的预算案（2月19日）比香港政府的预算案（2月28日）早了十天左右公布。当新加坡预算案公布后，笔者与当地民众互动时发现，除了消费税（GST）税率外，新加坡本地人最关心的就是红包（SG bonus）。而香港当时预算案的讨论如火如荼，大多数政党，无论大小都要求政府派钱。最有趣的还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的派钱四点论，在坊间引起热议。2011年，香港政府第一次给市民大派钱（6000元港币），上了国际新闻，但派钱后各方并不满意，此后各政党其实很少再提及派现金给市民。原因在于，对许多人来说，派钱是短视的，解决不了长远问题，因此任何一位聪明的政治人物是不会轻易要求政府派钱的。（注一）这种观点在香港和新加坡都普遍存在。不少学者和官员也秉持此理念。
不过，现实政治却指向了另一面。不论是香港还是新加坡，今年的预算案都不约而同地公布了派钱方案。最初，香港政府的预算案没有派钱选项，3月23日财政司长陈茂波改口提出，向每位合资格市民派发4000元现金。司长特别强调这是“拾遗补漏”——在预算案公布后，政府听到不少派钱的信息（其实，预算案征求意见时各政党已表达同样的诉求），因此政府回应市民期望进行有针对性“派糖”（短期抒困措施），而这也是今年预算案主题“关爱共享”的实践。
坊间的看法则是，这次派钱是建制派阵营为了自己的选举利益而带头向政府要求派钱，而部分民主派等也有同样的利益，政府抵制不了各个党派合力施加的压力，因此决定修订预算案，改为“有针对性”派钱。（注二）不过，对普通的民众来说，既然对政府的信任度不高，而且政府过去几年的预算案对社会底层的纾困措施不见得很有成效，因此在政府盈余极高的情形下，不如人人有份的派钱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