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期间，新加坡最大反对党工人党新星、社会学教授吴佩松（Daniel Goh）回应为现行国家宽松人口政策护航的总理李显龙，指新加坡当下人口政策的重点，应以本地人为基础──如鼓励他们生育、提升他们的技能等，但重申这不等于反移民；换句话说，按其观点，人口移入必须在重视本土的某些条件下进行。
按日前新加坡报章Today的报导，近年愈来愈多的外来人口，是继楼价与生活成本不断高涨之后，新加坡人的三大生活焦虑来源之一，这正是双方聚焦人口议题的背景。阅读工人党的人口政策建议，不单能够进一步了解普遍新加坡人对外地人口太多的焦虑与不满，更能为关心香港人口政策的论者，提供更多经验实践借镜，令各种讨论变得有意义、不只流于空想空谈。
新加坡现在关于人口政策的种种争议，主要是围绕于新加坡政府发表于2013年1月的人口政策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新加坡长期出生率低，令人口老化问题恶化，人口萎缩将会危及国家经济发展。为保持人口增长与竞争力，白皮书建议：未来17年内增加30%人口，目标在2020年将国家人口提升至600万，并于2030年达到650万至690万水平。其间每年将输入1.5万至2.5万名新公民（New Citizens）、3万名“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 PR），令外来人口比例在2030年增至近五成，本地人口则由目前62%降至55%。
这份人口白皮书，触发了当时新加坡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有数千人在芳林公园集会，形同社会对“国家应往何处去”史无前例的大型公开辩论会。
国会内外、精英圈中，对白皮书的议论同样激烈。几位经济学家撰文，指出白皮书里政府依赖廉价劳力以推动经济发展的迷思。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殷吉星（Inderjit Singh），也质疑政策的必要，其国会发言被形容“比反对党更反对党”。最后国会表决白皮书时，殷吉星缺席投票。
对外地人口太多的两大质疑
质疑的声音，主要聚焦两点：一是外地人口太多，会令“新加坡人”身份认同不鲜明，破坏国家凝聚力。当时国会议员许优美（Janice Koh）正是以外来人口已令新加坡社会分成三块（住在工人宿舍的廉价外劳，各区平民与居住中心地区的外地有钱人）、令国家建立共同价值观与身份认同变得艰难这个理据，来反对白皮书；二是外地劳工会加剧新加坡的在职贫穷问题。直到大选期间的这几天，这个观点仍然被提起──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经济师杨南强（音译, Yeoh Lam Keong）受访时说，大量廉价外劳压低了工资，令新加坡基层的就业选择减少，加上生活成本高涨、生活压力明显加重，因此认为政府现时的宽松人口政策必须逆转。
吴佩松述说的人口政策立场，细节见于工人党在2013年2月发表的政策建议书A Dynamic Population for a Sustainable Singapore。整份建议书的要点，是以本地人口（Singaporean Core）作为国家发展重心、外来人口为次要手段，方法包括鼓励本地生育、减慢外地人口增速以促进融合、令国民的非新加坡配偶更易成为新公民、重整经济结构以减少对外劳的依赖等。
如何维持“核心新加坡人”？
在人口政策的方向上，工人党与人民行动党的分野，不如外界想像中大──两者皆认同维持“核心新加坡人”的重要性。执政党政府的人口白皮书，第一页便说，“新加坡人”是社会的核心、国家的灵魂（Singaporeans form the core of our society and the heart of our nation），因此，要维系一个强大与具凝聚力的社会，有必要维持强大的“核心新加坡人”（To be a strong and cohesive society, we must have a strong Singaporean core.），这亦是政府人口白皮书的主要目标之一。大选前，官员还再次保证，在中至长期，新加坡经济体内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二，会是新加坡本地人。可以说，至少在言辞上，新加坡政府极着重“新加坡人”与“外地人”的身份边界维持；其一大原因，是国民归属感，属国家之灵魂所在；但如李光耀2011年所说，新加坡还未算是“真正国家”，而该年《海峡时报》随即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近三成人“愿意为保护同胞而死”。如何成为“真正国家”，也是新加坡人口政策的一大挑战。
工人党反对白皮书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执政党的人口政策主张，无法维系“新加坡核心”；他们在建议书引用数据，指过去25年，新加坡有约25万新公民；而政府的建议，是至2030年前，会新增27至45万名新公民，增长速度比过去还高。现时新加坡每年约有三万个婴儿出生，只是略高于白皮书建议的每年最高增幅、约25000个新公民。
工人党指要维系“新加坡核心”、国家身份认同清晰与否，人口数字是关键。因此他们认为，首要重策，是从几方面着手，专注推高本地出生率、作为减少依赖外来人口的长远政策：其一，缩减新加坡工时、促进民众工作与生活间的平衡；其二，减低住屋成本；其三，解决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问题（注）；其四，增加父亲产假，以分担母亲的家庭职责；其五，减低学童读书压力；其六，取消歧视单亲妈妈的政策，如35岁以前不能购买组屋、享有较少福利等；其七，鼓励生育政策不能倾向富户。内文亦引用韩国在2005年至2012年的7年内，透过政策，将总和生育率（TFR）从1.08增至1.3的成功例子。
工人党还有三个建议：第一，增加企业的生产力、令他们减少依赖廉价外劳；第二，增加本地劳动力的参与率（Labour participation rate）、以在短期内消减对外来工作人口的需求。建议书列出数字，指2012年，待业的本地人达16万多，当中有51%为25至59岁人士、64%为女性。此外，工人党认为退休老人并非社会包袱，政府应致力消除雇主歧视，令老人仍然能够在社会贡献、生活得到更多支持。工人党的目标，是本地劳动人口每年能有1%增长；第三，促进融合。工人党指现存新加坡新公民融入社会的三个平台，主要问题在于协调的基层组织人民协会（People’s Association），与执政党关系太密切，其政治意识形态会阻碍国民之间的凝聚，因此需要改善这个组织问题。
工人党亦有探讨空间与人口的问题，甚至指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其实比香港还高，且提到香港有大量绿化带供休憩之用。建议书指过去新加坡政府规划的空间人口容量，饱和速度远比预期快。例如2001年政府规划未来40至50年的土地运用与交通，所假设的人口基数是550万人；但到了2010年，新加坡的人口便已接近此水平。
控制外地人口增速也是道德举措
近日闲聊，新加坡学者朋友提出了一个观点，解释何以工人党的立场并非反移民，相当具启发性──控制外地人口增速，其实也是照顾外劳的道德举措。例如，人数减少，空间上更容易改善他们现于新加坡的恶劣待遇。的确，2013年小印度爆发骚乱之前，新加坡媒体已曾报导过，外劳的居住环境如何挤拥不堪（见Hidden Slums of Singapore revealed）。
对香港的三点启示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讨论，对香港起码有三点启示：
新加坡不论是执政还是在野党，都能有共识，认同维持鲜明的“本土身份认同”，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国家未来健全发展之基石。每日都有人忧虑社会变得撕裂、呼吁团结的香港，却连这点认知与共识都缺乏，终日停留在“本土意识”等于“狭隘排外”的理念空想空谈之中；
工人党的思维，表现出人口政策的一大关键，在于地方资源有限、吸纳新成员时，分清优次之必要，例如，其建议书带出了新加坡人的外地人配偶、与其他外地人口移居新加坡的优次问题。香港的人口政策争论，多只聚焦是否“排外”、应吸纳多少新成员这类议题，却少从不同实例探讨如何筛选外来人口的问题。例如在香港脉络、外地人口之中，论迁移资格，因各种原因在世界漂泊无家可归的国际难民，其实不乏道德条件在港居留，且也一直有难民来港，而2014年港媒亦曾报导过，有多哥难民在港艰苦生活9年、形容“在港生活比地狱更差”，但过去香港争论有关居港、“社会大爱”议题之时，却少有人认真注视过这些国际难民、思考应当如何处理他们的个案；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议题之一，是有何政策与平台，能令新成员更快融入本地社会，香港却不重视相关讨论与政策。2012年，香港学者沈旭晖曾撰文〈致煲呔书：我们需要符合核心价值的本土人口政策〉，内有不少值得深思的观点；直到今天，香港民间与政府不时议论人口政策的种种，却甚少见到有建基于那些观点的延伸讨论。
归根究柢，香港公共讨论的一大问题，在于“主义”谈得太多，问题细节却研究不多。
注：2012年，前国家工资理事会（National Wage Council）主席林崇椰（Lim Chong Yah）就曾提出“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建议，主张“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冻薪”，改善基层人士处境；在今次大选，工人党亦建议增设最低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