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香港人过得一点都不平安。
政治上，前特首梁振英的任期告一段落，本是值得高兴的事，可是情况并非如此。过去数年以来，香港不少人都将香港的困局归咎于梁振英，甚至把“倒梁”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期待一个情况不致太坏的“后梁振英年代”。可惜的是，梁振英其实只是一个被指认的象征，一个权力的载具，甚至只是更大的权力游戏下的一只棋子。
这一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接着梁振英下台而来的“后梁振英年代”，并没有换来一个较佳的政治环境，让香港社会的内部撕裂状态得以复修，让政府与社会之间减少疏离。反而是，香港社会抵抗难以聚焦，香港人要面对更强大的威权、更多的不确定性的“梁振英2.0”年代。
2017年的香港，基本上以半年为界：上半年的政治动力，就是环绕特首选举而旋转。这一台戏吸尽了所有眼球，既吸纳了主流泛民，也吸干了这几年随雨伞运动所释放出来的政治活力。不过，与社运民运老手们预期不一样的是，这些来自普通市民的政治活力并没投入抗争，反而希望走捷径、扮聪明、玩策略，以为妥协可以粉碎“伪激进”带来的挫折，为香港郁闷的困局找到出口。虽然这是一场并没有市民一人一票的“选举”，但却骑劫了这几年雨伞运动所带起的政治热情，卷起了前所未见的情绪投射，把本土情怀转化为但求无功无过的怀旧，希望以众筹数目、造势大会、候选人走访街头等来竞赛民望，影响选委们策略投票，抵挡北京方面的全面操纵。可惜的是，事与愿违，民望竞赛和小圈子投票博弈并不能丝毫动摇早已由幕后操盘的结果。当一切都按既定剧目进行，完成了梁振英时代版本1.0向2.0的升级，2017年的下半年就是一个“没有梁振英的梁振英时代”，亦即威权主义强势出场的半年。这一年来，值得回望的焦点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