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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这样主题的文章里现身说法，是需要勇气的。即使匿名，也要承受不可知的风险——谁知道会遇到怎样的看客，以怎样的恶毒语言评价你呢？
的确，我小时候被性侵过，大概5到7岁，被不同的人。相同的是我从来都不敢给别人说，也不敢反抗，哪怕13岁时被一位年轻男老师以指导作业的方式蹭脸。
荡妇羞辱味道的文化于儿时已在代际间传承
小时候不敢给最亲近的父母说，因为父母都对我很严格。更致命是，因为每次和小朋友有冲突，他们都认为是我不对，都会责备我——你不惹别人别人怎么会这样找你麻烦？这是他们的思维，也许背后是教人严于律己之类的处世哲学。即使那时我不懂人的思维和做事方式，但小孩子是有感觉的。谁会宠爱她，谁偏心她，她知道。也许当年的我，也是怕他们责备我，而不是保护我。
现在想来，那么小的时候，隐约有点荡妇羞辱味道的文化却已经开始在代际间传承，以至于我在不知如何反抗侵犯行为、如何保护自己时，就丧失了自我保护意识。
真是无从保护自己——他们会不会认为是我的错？如果同学们知道了会不会认为是我有不对的地方才会遇到这种事情？如果和父母说，我不想上学了，忙于劳作的他们又怎么会仔细观察我的状态是否异常、问我为什么呢？在那个没有性教育的九十年代农村，我跟谁说呢？连脏话、不文雅的话都被多次教导不许说的我，又该如何描述呢？
唯一的幸运是他们只敢进行边缘性行为。
我已经知道这些贞洁文化和荡妇羞辱的用处了，我已经可以完全不在乎这些了，像于佩尔的电影《Her》一样，性侵无法伤害我了。
后来，读过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辨：性交和与人握手有什么区别呢？国内的哲学家也做过类似的思想实验：为什么同样是伤害，性侵的伤害大于殴打他人？当然，这离不开我们的文化构建。
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些贞洁文化和荡妇羞辱的用处了，我已经可以完全不在乎这些了，像于佩尔的电影《Her》一样，性侵无法伤害我了。而今，谁侵犯我，我也敢直言或直接动手反抗。
家人的缺席让我最为伤痛
但写这篇文章时，我没有想到自己还是会流泪，令我流泪的早已不是那些作恶的人了，而是那些最该爱我的家人。那些作恶的人只让我感觉恶心，但家人在最该保护我的地方的缺席，却是最让我伤痛的地方。
随着童年的记忆的远去，那些禽兽的无耻甚至不能让我愤怒，它的伤害可能不及一个耳光。只有在社会新闻报导中，我才会想起来，但并不会引起特别的不适。
我当时是非常清楚那些地方别人是不能摸的，但我却无处求助。这个世界上，如果最应该爱你、保护你的父母，你都会因羞耻或害怕而不敢去寻求保护，还能找谁说呢？
所以至今，我都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烙在骨子里的不是性侵，而是被性侵后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敢说，这是对至亲之人的亲密关系的破坏。这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最紧密的联系，其毁灭力可想而知。
后来因为学校里另一个老师为了排挤那位屡次性侵学生的老师，让我们写下他对我们做了什么。我记得被问及此事时，我充满了羞耻，但这像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被教育要听老师话、做好学生的我，怎么敢不写呢？后来这成了证据，那位老师因此被开除了。
学校老师让我母亲过去后，家里人才知道出事了。
烙在骨子里的不是性侵，而是被性侵后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敢说，这是对至亲之人的亲密关系的破坏。这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最紧密的联系，其毁灭力可想而知。
我意外听到外婆狠狠责备了我的母亲，我至今还记得外婆责备母亲时，听到我的脚步声，母亲赶紧止住她的话。她们甚至不敢在我面前谈论。她们以为不提这件事，让它过去了就好了，怎么会呢？说实话，当时我也不知道如何办才能让我感觉好一点。
但我意外听到外婆严厉又愤怒的指责声，心里舒服很多，甚至开心。因为起码，事情发展到这里，那些我觉得他们做的不对的人，都遭到惩罚或责备了。
正义应以受害者看得见的方式被彰显
法学里有句名言，正义必须被彰显，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
我很幸运，我看见了。否则，谁知道那些让我不再在乎性侵伤感的哲学思辨管不管用呢？
所以当社会一系列的性侵儿童事件被暴露后，我一直在反思，性教育真的足够让我们去抵抗这个恶不知躲藏在何处的世界吗？哪个女孩小时候没有被教育过不许暴露隐私部位呢？六七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那些地方别人不能碰呢？
我们要破除这种羞耻文化，它有颠倒是非黑白的嫌疑，它给了受害者这样一个孪生——羞耻。
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是不敢说。后来，听亲戚说，村里有一个小女孩被性侵后阴道出血，不是小孩主动给家人说的，而是家人在给小女孩洗澡的时候发现。现在细想，小手划破一点点可能都要给爸爸妈妈说疼的小孩子，阴道出血却没有说，她们为何要这样独自承受这些痛疼？
我们都生活在文化之网中，性教育必然伴随着羞耻文化的植入，那些做父母的，真的给了孩子足够的关爱、信任与呵护，让他们有勇气越过代际间早已森严的羞耻文化、荡妇羞辱文化，去倾诉自己以为羞耻的秘密吗？当然我们要破除这种羞耻文化，它有颠倒是非黑白的嫌疑，它给了受害者这样一个孪生——羞耻。
所以红黄蓝出事以后，许多人说性教育的重要性。在小朋友眼里，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中，大概一定会有老师。在老师的权威之下，在“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中国语境之下，这些性教育到底能给幼弱的小孩多大的反抗力量呢？这还只是其一。
古语有云，以直报怨，以眼还眼，对恶行的惩罚是对善与美的修补。在红黄蓝中，以及许多发生在中国的性侵事件，那些被伤害的孩童，如何看到正义被彰显，以修复他们的伤痛、保护他们天然的正义感？而后，他们的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又将如何重建？我很少用的父母指我的爸妈，但是在这篇文章里，父母的称呼可以帮我缓解难过，因为那个更亲密的爸妈，让我感觉沉痛。
而今，近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社会的法治与文化，有让那些该感到耻辱的人，更加耻辱吗？